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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

更新时间:2011-01-12 14:29:18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他的《申报》登过很多反蒋介石的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1931年12月20日登在《申报》上的宋庆龄大骂蒋介石独裁、国民党是一个反动集团的那篇宣言,那可是白纸黑字登在《申报》本埠新闻版的显赫位置,大标题叫《宋庆龄女士之宣言》。尽管文章发表的那一天在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以后,但是蒋还掌握着国民党的命脉,大权在握,国民党仍然是牢牢控制政权的党,就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上海,居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些,都是让蒋介石它们非常生气的。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构成了蒋介石杀人的动机,但是我个人推测,杀人一定还有更直接的动机。这些不断累积起来的原因不一定在1934年11月杀他,一定有一个直接原因导致了下决心在这个时间杀他。杀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杀史量才这样有重要影响的头面人物,那时连国民党也给他安排了上海参议会会长。在“上海市地方协会”解散后,国民党成立了这个机构,本来有很多人竞争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还是要让史量才来当。

  史量才的死标志着上海民间社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中性互动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意味着上海民间社会的生存还是脆弱的、没有保障的。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说还不具备有制度保障的公民社会存在的条件。

  1932年元旦,穆藕初曾在《纺织周刊》发表《我国纺织业之两大责任》,提出现在全国人民都有两大责任,一是改良政治,二是改良本身业务,同时并进,天下事,唯有自己努力最靠得住。他认为,政府不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自身无组织、无主张,不能监督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放弃了责任。纺织业不振的原因固然极为复杂,但归纳起来,最深层的原因还是人民未尽责任。这句话可以说明,一个没有健康的民间社会作依托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自主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是不可能有尊严的。过有尊严的生活要比幸福的生活重要得多,尊严高于一切,没有自主就没有尊严。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一个不怎么强大的政府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状态。相反,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民间社会,一定是一个古代型的社会,用林昭的话来说就是“中世纪的废墟”,哪怕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现代化的装备,只要我们不具备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特别是公共生活的方式,一切都是没有自主性,那我们就没有幸福,更没有尊严可言。早在1927年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就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在德、日、法等国之上,其中美国3500亿、英国1200亿、中国600亿、德国580亿、日本532亿、法国524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值很低,加上战争不断,军费耗资巨大,弄得民穷财尽,事实上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邹韬奋为此只有慨叹!其实,哪怕经济总量已达到第一,只要当时的公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表,选择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国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常听见外国人说,你们要与外国竞争就是价值观的竞争,你们今天缺的就是价值观。回过来来,史量才和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能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价值观。他们不仅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精英,也是中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可以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们身上有坚定不移的价值观,他们内心的信仰是笃定的,有了这些,他们的生活才是有盼望、有尊严的。没有这些,即使黄金满屋,他们的生活照样也是没有品质、没有幸福、没有尊严。

  

  【2010年4月在上海静安区文史馆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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