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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

更新时间:2011-01-12 14:29:18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这些机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洋务运动最早办的那些企业都是造武器的军工企业,后来才有了民用企业,大部分民用企业集中在上海或上海周边地区,如无锡、南通、杭州这些长三角地带,后来才慢慢地推到武汉、再是重庆。同时与那个时代的教育也大有关系,我们的新式教育在1902年以后逐渐出现,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才遍地开花。从大学来说,已经形成了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并存的局面,光是在上海就有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许多教会大学,当时这些教会大学跟国立大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复旦大学最初叫震旦大学,开始也是一个私立大学,是马相伯他们私人办的大学。我个人理解民国的教育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造人的教育,不是造工具的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受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职业。职业教育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工具教育,就是把人变成一部机器、一把扳手、一部推车。为什么民国在大陆的短短三十八年间,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满天星斗一样的人物,无论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三十八年充其量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可以造出这么多的人才,关键在于晚清以来的教育。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自主性、独立性,这个国家的文明就能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根本面貌是由教育决定的。教育的背后是什么?当然是制度,是政治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有史以来,全人类只有三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君主制、一种是民主制,还有一种是介于两种之间的寡头制,或者叫“僭主制”。世界上最核心的东西往往也是最简单的,把它复杂化的目的往往是别有用心。

  在民间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地方,这些民营机构的出现和成长、成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教育、出版到金融、实业,数一下就知道上海代表了中国。我刚才提到了一些大学,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大学,而是普及的中小学,还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长期推动的。史量才办的《申报》下面就有两个职业教育学校,李公朴这些人当时在做这些事。从出版来说,当时的上海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些中国顶尖的出版社都集中在上海,很奇怪的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一开始没有起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正中书局才在政府扶持下慢慢兴起。但是一直到1949年,中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始终是商务印书馆,这是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没有任何的政府资本。从金融来说,尤其是1934年前,上海基本上以民营银行为主,以所谓的“南三行”、“北四行”为代表。“南三行”是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都是民间的商业银行。从企业来说,一开始是外国人办的企业为主,进入民国以后,整个格局慢慢地转变过来,以中国人自己的资本创办的企业为主,产生了穆藕初、荣氏兄弟、刘鸿生这样的大企业家。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企业标志着上海民间社会是有强大经济后盾的。一个没有经济后盾的民间社会是没有力量、没有生命的,持续不了的。有这些因素,“九一八”之后的上海,才会形成让蒋介石不得不尊重、令国民政府望而生畏的这一股民间力量,才会在上海历史上出现这个“史量才现象”。

  从“九一八”之后,上海民间社会给国民政府的两个电报可以看出,一是当时民间社会说话时多么有底气,二是他们说的是什么话。第一个电报是1932年1月18日发的,这是“一·二八”事变之前十天,“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62个来自上海各界的精英,这些人大部分都出现在前面的这张照片上。穆藕初、史量才、刘鸿生、虞洽卿等62位国难会议的上海委员联名提案,这个提案《申报》上发表过,但报道也不是很详细,主要内容是面对日本的入侵,向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一,以武力自卫为主、国际折冲为辅,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及主权完整;

  二,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再用公款支付国民党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集中全国人才,成立有力政府,并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

  三,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公布民主主义宪法。

  3月15日,就在史量才家中讨论给国难议会的两提案,参加的有黄炎培、钱新之、张耀曾、穆藕初、黄郛等人。第二个电报于1932年4月10日发出,离“一·二八”事变没有多久,署名的共61人(比上次少了一个),他们联名给洛阳国难会议发出“蒸电”,也在《申报》发表过,因为电文很长,我只截取第二段,内容与前一封电报大同小异,但有一些更细致的意见:

  “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切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制限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两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等语。”

  国民政府也确实接受了它的部分主张,比如国民参政会虽然没有在两个月内成立,但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正是在这份电报中最早出现了这个名称。

  这两个电报都发在《申报》和其他报纸上,因为当时史量才还担任着上海报业协会和公会的会长,对其他报纸也有影响力。由这两个电报就可以看出“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上海各界的民间领袖们,他们说话时很有底气的,他们说的内容今天看来难免都为他们感到心惊肉跳。

  衡量民间社会大致上有两个要件,一个是民间有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结合成一些社团,一个是民间有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办自己的媒介或出版机构,如果这两个标准一个都没有,就没有民间社会。简而言之,一个是结社自由,一个是言论自由。这两者合法存在的可能性,史量才的时代至少还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二八”事变之后,因为应急反应,日本跟中国军队打起来了,闸北成了战场,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普通民众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当时成立的组织的正式名称叫“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6月7日经黄炎培提议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始终是会长,副会长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王晓籁,杜月笙都甘愿在史量才一介书生之下,可见流氓还要服从文人。这种情况恐怕也只在那个时代见过。不是杜月笙愿意,而是不得不这样,因为史量才的声望、地位都在他之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前,史量才已经成为上海民间的中心人物。这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开篇提到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前拍的,当时上海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战争迫在眉睫,上海的有钱人更紧张,因为除了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1932年1月中旬,实业家、银行家们不断地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壬申俱乐部”,有组织大纲,还推出代表与政府接洽,1月18日推举史量才为理事长,李铭、杜月笙为副理事长,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张公权等人为理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到了紧急关头,1月31日在企业银行大楼集会,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当即被选为会长,其实就是这个“壬申俱乐部”的扩大版。前面提及到律师张耀曾在日记里私下评价史量才“尚为读书人”,这是非常正面的好评。在张耀曾眼里,一般有钱人是不读书的,不学无术的。考虑到这是写在私人日记里,不准备给别人看的,这个评价就是很高的评价。

  第二个例子是在1932年4月,史量才是否参与了这个组织,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名单,但即使他没有参与,此事与他也有密切关系,就是上海各界的精英要筹备“民宪协进会”,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就是上面讲的要让国民政府八个月之内颁布符合宪政条件的宪法,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来推动此事,发起人有穆藕初、熊希龄、张耀曾、黄炎培、左舜生等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其中以实业家为核心,实业家、银行家负责筹集活动经费、提供活动场所。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表示上海的银行家们是支持、赞成的。

  在史量才的时代,无论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是“宪政协进会”,这些民间组织,无论是地方性组织还是全国性组织,都可以公开地、堂而皇之地成立,而且可以把活动和内容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这就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上海,民间社会还有合法存在的空间和可能性,

  史量才为什么能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及后来的市民协会当会长,成为上海的民间领袖,他的地位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汇合一下:首先史量才是一个报业大亨,他几乎掌握了作为上海舆论重镇的申、新二报,各发行十多万份,拥有广泛的读者,自1912年以来,他经营了二十年之久。他又用他的资本介入了上海出版业中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书局,他还介入了制药行业(五洲大药房)、金融业(中南银行)、教育(《申报》下面有有两个学校、一个图书馆)。他在报业之外介入工业、金融、教育、出版,几乎横跨了所有重要的领域。我手里有一本1929年出版的荣氏企业纪念册,叫《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当时请了11个上海头面人物作序,包括虞洽卿、王一亭、穆藕初,但是第一个序言就是史量才,在论资排辈传统深厚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在人们心目中,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人物就是史量才,虞洽卿、王一亭这些人资格都比史量才老,而且在晚清的时候都已成大名,史量才成名是在民国以后。

  还有一条材料,1934年荣氏企业发生严重危机,荣宗敬曾经找史量才,想通过他向金城银行在内的“北五行”借款,史量才答应了,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要对荣氏家族的企业管理机构进行改造,让荣氏第二代子弟包括女婿,统统到国外去留学。荣宗敬做不到,所以史量才私下对人说,荣宗敬的传统观念、家族观念太深了,钱当然没有借成。当时荣宗敬的企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这件事可以说明,拥有21个企业(9个纺织厂,11个面粉厂)的荣家上海滩叱咤风云,在整个中国的纺织和面粉行业都占有半壁江山,当他面临危机时,首先想到找史量才帮助解决,一方面是他与史量才有交情,另一方面就是说明史量才在上海有面子。因为史量才在上海这样的地位,“九一八”危机之后,特别是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上海市民维持会的领袖。他的死我想与他当会长是有关系的,尽管目前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这个会长是独立的,不受管辖的,蒋介石看着很不舒服。

  史量才为什么成为上海的核心人物?总的原因是上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有四个因素可以证明:第一个就是以《申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报纸的存在。第二是大量的包括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内的民间教育机构、商务印书馆等民间出版机构,第三是大量的民营企业、银行的存在,还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在这四个因素中,舆论毫无疑问居于更加中心的地位,史量才掌握着上海最主要的两大报纸,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民间社会的代言人。有了这样的民间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容忍民间社会的政府,他们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上海民间社会之间至少有一种中性互动。互动主要有三种:良性互动,比如说政府做了什么坏事,民间提出批评,政府改正了,这就是良性互动。这是双向的、良性的。还有一种恶性互动,就是政府镇压人民,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这就叫恶性互动,比如太平天国、比如许多流血事件都是恶性互动。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到良性互动,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恶性互动,中性互动就是取中间值,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走中性互动的道路。我们不能指望总是有良性互动,就像下棋一样,你一步,我一步,中性互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正常状态。史量才们与蒋介石们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中性互动的关系,上海民间社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是一种中性互动的关系,政府也打压民间社会,但打压得不是很厉害,至少还让他们合法存在,但最后的结局也很暗淡,1934年11月史量才还是被杀死在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这件事军统承认是他们干的。背景如何?今天还可以讨论下去,史量才被杀的直接原因我们找不到材料。间接原因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一是他当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成了民间社会领袖很犯蒋介石的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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