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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人文学与知识社会——兼谈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更新时间:2011-01-10 10:09:41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知识与信息社会中,人文学与现代大学的理念关系甚紧,大学应承担文化的传承和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批判的角色;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首先应该是使其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了解自己,培养其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即所谓的“成人”教育,或称通识教育,其次才是专才教育。人们对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同选择,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但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阵地,应有足够的包容性,其基础教育应该汲取各种不同的精神资源,这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Abstract:In the intellectual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humanities and 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 university is supposed to assume the role of inheriting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riticizing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ety. To train a student is to promote his self-knowledge, self-perfec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This is called “maturity” education, which is synonymous with broad-base education. It is primary, whereas specialized education is secondary. People may be selective in their acceptance of a certain culture, minor or mainstream, but a university must be receptiv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urn itself into a free-thinking land endowed with varied spiritual resources.

  

  哈佛燕京学社自1928年成立以来,主要是针对人文学和注重文化的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人文学就是一般所理解的文史哲——文学、历史、哲学,当然也包括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科学所突出的是讨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经济发展等面向。这种类型的学问一般来说没有办法以严格的计量方式进行。但是,学术本身就是现代文明非常重要的课题,是通过西化、现代化、乃至今日所谓全球化所导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结果,特别突出科学理性。不管从事何方面的研究,科学性、分析性是属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项目。大学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西方现代大学是从神学院、神学研究的传统中逐渐发展出来的,神学是信仰,而现代大学主要目标是求真。所以中山大学现在引用陈寅恪教授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够体现现代大学的主要特点。北京大学成立之时,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引用德国汉堡大学精神,作为研究型的育人大学也是突出自由、突出独立的人格。另外,孙中山先生用了《中庸》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传统价值作为中山大学的校训,学问要广博,也要能对所探索的课题进行深切反省、辨析,也符合现代大学的要求。因此真正的大学权威不是政治,不是社会的功能、习俗,这些虽然都非常重要,但主要在于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三分,是美国的分法。而在法国和德国,人文学就是人文科学,法国和德国用的科学观念很宽,包括所有对问题进行反思、作理性的探讨都是科学。美国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有其特别的意义,因为人文学有些方法、内容、取径和自然科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人文学领域比较适用人类学的方式,而不是数学逻辑乃至一般自然科学用的归纳法、演绎法。人类学有两个观念:内在的参与者和外在的观察者。作为人文学者,两个角色都是适用的,不进去就不能了解其内涵,不出来就不能对其作严谨分析。自然科学家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对象是身外物,有着某种客观的形态,通过研究可以重复和实验,可以反复了解所得结论是否实在,此确定性在文学、历史学、哲学乃至人类文化学研究中皆不太可能。一般的科学家在研究科学对象时没有发生和对象的认同问题,人文学者则有认同感和参与感。同时,人文学者的学术积累非常重要,没有积累很难开展文学、历史学或哲学的研究。而自然科学家研究最先进的东西,他不必探索整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可以直接从问题入手。通常与问题相关者有三方面:某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此问题同其它问题之关系如何,此问题是什么。如物理学家主要讨论的是第三方面的问题,他不是科学史家,首先也不是通过科技整合了解此问题与其它问题之复杂关系,以及它的社会关系是什么、经济效益怎样,而是直接作研究。

  我曾经说过,人文学的特性之一是研究个人和人类群体的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亲切最直接的学问。当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可以说是对人的了解,但为什么说人文学对人的了解最亲切和最直接呢?作为人之为人创造意义、了解自我最重要的学问,或最直接的学问所考察的是:历史是了解我们所自来、我们的集体记忆;哲学是探究我们思考所根据的理念,即对思考的再思考;文学是对我们最深厚、最细腻的感情,用最精致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这些领域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是参与者,同时也设法作为客观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常常是互动的。所以,人文学的问题意识不惟与自然科学不同,而且与一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量化的社会科学,如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乃至完全以计量方式了解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也有所不同。西方有哲学家认为有两种知识:“to know that”和“to know how”(了解是什么和了解如何是、如何做),一般在学术界讨论的是第一种,不是如何做。但是人文学在很多地方要to know how,比如说,我知道今天的天气很热与我会不会骑自行车,两种了知(了别认知)有非常大的不同。假如我会弹钢琴,但我弹得一塌糊涂,其实是不会,如果我能掌握某项技能,就表示这些技能已内化,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这种to know how的认知的方式,不仅是通过脑、智商,而且要通过其它渠道,我认为这属于“体知”,即体验之知。身体的“体”在古代汉语里内涵非常丰富,所谓身体就是体之于身,使之成为我身体之一部分。如体验、体认、体会、体察、体觉、体证,这些在宋明儒学中是谈得非常多的,很难用英文来翻译。体味和一般的品味、体验与一般的证验、体察和一般的观察不同,相比之下,“体知”这种了知的方法,不仅用脑甚至用我们的身体。现在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有很多其它文化研究,特别突出embodied knowing,即能够内化体验的知识,这种知识与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关系,不完全属于脑力资源,这种跟体验有密切关系的学问,常常无法用量化之法来展现。

  1962年我到美国留学,我希望研究哲学领域里的三个方面: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但当时哈佛哲学系对这三个领域都不重视,而将之边缘化了。当时突出分析哲学,其中有五大领域: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存有论,在这些领域里对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这三个领域都涉及体验问题,如果没有对美感的体验研究美学就没有可能;道德实践不仅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还要笃行,是知行合一的问题,伦理学空谈伦理不落入实事是不可能的;宗教学也要对宗教有所体验。当时的学术界有种强势的科学主义、强势的认知主义,因此在哲学系对人类的精神文明照顾得不够,是一种偏狭。但经过三十年四十年,现在到哈佛哲学系,每一位教授都在讨论宗教问题、伦理学问题、美学感知问题。

  以前美国有一种偏见,本来如开始我讲到,科学性、分析性是属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项目,学术界的分析应该是disinterested,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以一颗平常心介入,如果在学术界宣传宗教教义,不是学术是宣传。学术是研究,一定要跳出来,要以平淡的态度对待它,要发展分析的能力。当时的偏见是走了极端,认为只要有分析能力就能对任何问题作全面分析,不需要有体验可言。但现在我们了解到,人文学研究的发展所取之法是复杂思维而不是简单的线性思维,我说是属于人类学的思维。要能进去也要能出来,而且要能忍受各种不同的模糊性。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很细腻,讨论问题没有很严格的分析模式,把东西弄糊涂,此时糊涂是一个贬词。但还有一种情况,能把问题弄得非常清楚,但问题的复杂面向并不会因清楚而透辟,清楚之上一层是有模糊性的。一般对中国哲学最大的偏见,特别是从科学理性说,认为其有模糊性,没有提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这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还没有入门才出现这样的困境。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基督教、伊斯兰哲学都有这一面,把问题弄得非常清楚是前提条件,但弄得非常清楚还不能掌握其全面价值和意义,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模糊性。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类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虽然早期中国人类学者如费孝通先生做出了很大成就,但很可惜目前在中国大学界几乎没有开展,中山大学有人类学;厦门大学有人类学的专业,可是大学部的人类学本科已取消了;北京大学的人类学是社会学里的一个专业,大概只有三位教授;清华大学在发展,只有三、四位教授。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了解华南师范大学,要先掌握所有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再来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慢慢才能了解华南师范大学的文化是怎样的。但不管如何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结论一定还有模糊性,还有改进的可能。假如有一位学生,坚持要弄得非常清楚,如果推理的线性有一点问题就不能接受,如此则不能做人类学。做人类学研究,就必须忍受不能掌握全局,只能不断地行走在途中。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是如此,永远没有办法掌握对象的全面,现在真正的前沿科学研究也是如此。以前还有一种偏见,从启蒙发展以后,认为理智之光的照耀可以祛除黑暗,在科学理性的时代,迷信的宗教、形而上的哲学都不重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孔德所谓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规律,乃至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就是合理性、全球化、理性的继续发展,都对理性驱除无知、黑暗有很强的信念。可是现在我们了解到,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意识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理性之光和无知之幕成正比。知道得越多,无知之幕越拓展,人类会谦虚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了解到人文学要有一种基础信念,人文学需要有积累,是很多人的共业,不可能一个人独创。

  如果我们不把数据和信息混为一谈,不把信息和知识混为一谈,不把知识和才能混为一谈,也不把才能和智慧混为一谈,在数据、信息、知识、才能、智慧之间,前一环节达到后一环节要经过飞跃。儒家传统有三种获得智慧的方式,第一是听的艺术,最近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每五年一次的世界宗教议会,题目就叫听的智慧。现在的年轻人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知识面越来越广,各种不同的分享越来越多,要培养一种新的能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次会议特别提出培养听的能力问题。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古代汉语的聖(圣),从耳从口,有没有听的能力代表有无比较深层的自我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与绘画作为空间的艺术不同,时间的艺术要忍耐,听要耐心关注全幅的过程,所以在马王堆、郭店出土的重要文物,特别突出听德,这是人作为自我完成、自我修炼的重要艺术。第二是面对面的交流,有一种学问不能完全通过其它途径传播,听的艺术与面对面的沟通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学问不仅是心传还要面对面沟通。譬如我自己学习的经验,从中学到大学最能让我受用的课是一对一的当面同老师交流,当初在东海大学,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七个人,教授有十二位,如我要研究《史记》,到教授家里先喝他的好茶,有时师母还邀请便餐,然后我们一起精读古典文本、逐句标点,如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鲁实先先生,这样的经验很多,四年的大半时间都是在这样十分亲合的氛围中度过的。面对面的沟通还有一种经验相当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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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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