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

更新时间:2011-01-08 14:17:07
作者: 李逊  

  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陈国康文革资料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组织成员中文革前的干部比“东方红”少得多;二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三则他们是“17年受压制者”。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

  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属于一家大厂内部两派摩擦。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例如陈国康在“人民网”上的《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中,《上柴“联司”资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支持“东方红”,不过清华“井冈山”的几个战斗队支持“联司”。因为“东方红”中党团员多,且又反对上海市委。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李逊1989年对宋永毅的访谈,宋1967年初曾参加过一个进驻上柴厂的红卫兵调查团。)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是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援,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200人被打,向“文保会”(“上海市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参加者多为公安人员)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门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

  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闻讯赶去调停的二百名“文保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人员,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求救,杨浦区联络站调来近万人,控制了上柴厂周围从闸北电厂至翔殷路之间的地区,将上柴厂团团包围,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的人关紧工厂大门,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爬上房顶反击。但最终还是没有守住,晚上7点,六千多人冲进上柴厂,当场抓走“联司”方面许多人。

  这次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东方红”方面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而“联司”则说自己方面二百多人被绑架。

  事情发生当天晚上,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宾馆,要王洪文出面调停,去上柴厂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赶去上柴厂,找到在场的黄金海及杨浦区联络站的人,说服他们撤人。武斗终于暂时平息。(《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但是,上柴厂两派积怨更深。“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第二天,一千五百多名“联司”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被打得几次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过: “‘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 “‘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前一句话转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词,后一句话引自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均刊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市革会和“工总司”总部,一开始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希望两派联合。但多次努力,没有成功。

  

  

三军宣传队和“工总司”都支持“东方红”

  

  市革会几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3月,张春桥决定派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上柴厂,因为只有军宣队才可能被两派组织都接受。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考虑:“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派海军去会被“联司”怀疑有倾向性,因为“东方红”中海军转业军人多,而且上柴厂原来的军宣队就是海军,是支持“东方红”的;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区、县武装部都属上海警备区管辖,而陆军是由警备区派出的。于是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

  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受到两派群众欢迎,双方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这派。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

  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引自《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坚决支持上柴东方红》,载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报》,“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个表态是经市革会讨论的:“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和卢两人。市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4月22日,砸了军宣队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北上告状。杨仲池1967年8月后被关押8年,文革后平反。

  三军宣传队抓柏、卢二人的理由是此二人“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

  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前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抓的柏、卢二人。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人民广场,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张春桥还要再观察。

  

  

“支联站”使“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矛盾成为全市性矛盾,是从全向东和陈卜昌的加入开始。全向东,真名汤福坤,文革中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1967年8月后被关押多年,文革后平反,2007年在美国逝世。陈卜昌,1944年生,文革中是上海汽车配件厂工人,1967年后被关押,判20年徒刑,1978年11月被释放并平反。

  全向东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杨仲池1962年自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汤、杨二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虹口区革委会(筹)委员。他是在6月4日与“联司”开始联系的,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即“支联站”)。( 引自《“支联站”内幕种种——“支联站”坏头头陈卜昌供词摘录》,载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报》;以及《反逆流战报》1967年9月6日第6期中所载《“联司”和“支联站”累累罪恶内幕目击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陈卜昌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

  6月14日下午4时,数十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用4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然后“联司”的支持者们纷纷上台发言。

  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工厂支持“联司”观点的团体纷纷去人民广场表态、发言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更发展到627个。(这个数字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

  “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者,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一时上海大大小小“支联站”成立。

  “支联站”是过去的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826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