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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初识陈伯达

更新时间:2011-01-02 15:17:30
作者: 于光远 (进入专栏)  

  对当时的农业进行研究。

  二、我认为陈伯达那篇长文对于地租率的分析有很大的错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地租事实上不存在的前提下,把地主对农民索取的地租与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与农民在土地上的收获量来进行比较——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直接反映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关系,反映地主凭借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来剥削农民的程度。但是陈伯达只计算每亩收获量和地租的比例关系,没有去考察一个农户(或一个农业劳动者)都种植多少地,因此我对他得出的上等地、中等地、下等地的地租孰高孰低的判断,很不以为然。

  而且,陈伯达在这里使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绝对地租的概念并不是如陈伯达介绍的那样“即使劣等地耕种者也必须向地主缴纳的地租,经济科学上叫做绝对地租”。这是他并不真懂马克思讲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表现。《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四页的标题是《最劣等的土地也有级差地租》。

  三、我特别不赞成他提出的在按照货币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地租的时候,用地租量所占的地价的百分比计算地租率。这个说法实在近乎荒谬。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本来只是交纳地租的不同形式,同地租率无关。地租率同地价没有什么关系,而地价和地租本质上是一致的。地价的高低是由若干年要缴纳的地租的高低决定的。地价就是一次把土地购买过来不再支付地租要付出的货币。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涉及银行利息的问题。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究竟该怎么说我当时没有研究,说不清楚,但是地租和地价两者间的比率不可能成为地租率,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我的信写得已相当长,我认为他应该能够看得懂我这封信。

  发出这封信后,我很快就接到陈伯达的回信。他约我去杨家岭他的宿舍见面。我按时前往。去时我还带了一个布口袋,装了发表他文章的那三张《解放日报》和一本《资本论》第三卷下册。(这一套《资本论》是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中我用自己体力劳动收获的农产品出售后交换来的。十多年前延安大学向我征集在延安时期的纪念性的文物,我就把这本书赠送给延大博物馆了。)在带去的报上和书上都有我看陈伯达那篇文章时作的记号。我估计见面会同他有一番讨论。那时我自己对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有一些不明白的,特别是对农民经济方面的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走了十来里路,在约定的时间走进他的窑洞时,他已经在等我了。窑洞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窑洞不错,光线很明亮。到延安后我见过他,但几次都是在会议上,没有走近他,也没有同他说过话。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谈话,自有一种特别的心情。

  他见到我,很热情也很客气。在随便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对《资本论》没有学好,是个小学生。你的信指出了我的错误,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我终生难忘。”当然话说得比这要略长一些,但是这几句我记得很牢。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我等他讲更多的话,可是他不再讲了。我向他提出了问题,对我信上讲得不充分的地方,口头上又补充了一些,并说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还是重复上面说的那几句的意思,不再说什么了。

  我去他那里,是很想听听他的意见,没有想到他只说那样几句客气话,这使我很不习惯。而且我走了这么多里路,从南门外行政学院走到杨家岭,仅仅听了这么几句话也很不满足。他不愿同我讨论,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估计他比我大十几岁,是个老革命,又是个成了名的理论家,那天在我面前表示得这么谦虚。也许我这个人的脾性同他正好相反,我有不少优点,却没有谦虚这一条。但是别人谦虚我还是敬重的。所以那天我虽然自感没有多大收获,还是高高兴兴地走回了南门外。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随延大行政大队出发去张家口。在延安这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见面谈话。

  但是故事并没有完。一九四六年秋后,延安的出版机构出版了陈伯达的这本小册子,我回延安看到后,急忙翻到文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发现他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那天我去他的窑洞,本来是准备同他讨论问题的,如果他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同我争论,我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如果他因为初次和我交谈,不愿意和我争论,而说“你的信我看到了,让我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不接受我的意见,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而他见面时讲得那么恳切,用的字眼儿又那么重,可行动上却完全不予理睬,我实在感到这个人真是虚伪。

  看了他那本小册子后,我也更进一步了解到,陈伯达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没有学懂,同时也了解到他在“研究”学术中的态度很不严肃,并且有生搬硬套的毛病。他未能接受我的意见,也有听不懂我的批评意见的成分。比如,“剩余劳动”、“剩余生产物”这些概念具有共同社会形态的意义,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论绪论这一章有不少论述,引用资本论这一章的论述,对他来说本来是有利的,可是他没有那样做。而他把并非资本家的农家的农业生产的支出,套用《资本论》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分作“不变的支出”和“可变的支出”等等,并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就显得十分牵强附会。他提出的剩余劳动率是剩余劳动收入对于必要劳动支出的比率关系,也就是剩余劳动收入和农户生活费用支出的比率关系,同样是生搬硬套。因此他发表的理论见解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在引用调查材料后,说“除了自耕农外都是有亏损的,而佣农亏损数目最大”等话。在这里他使用“亏”的概念,也是把资本主义的概念不恰当地套用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对他那几篇文章所提的批评,我已经知道他完全没有接受,是对牛弹琴,因此对他在一九四六年补充发表的那两章——那两章进一步加深他的错误——再提出批评意见的积极性也就完全没有了。

  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之后,蒙陈伯达看得起我,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章,赠送了我一本。拿到后翻了一下,我提过意见的地方仍一字未改。如今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柜里。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没有想到还有下文。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那时我和张劲夫兼任了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科委党组成员。有一天陈伯达把张劲夫找去(陈伯达那时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说,他考虑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改动一个字,改成“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讨论一下,听听党组各位同志的意见。

  在一次党组会上,张劲夫转达了陈伯达这个要求。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要大家发言。结果会上谁也不讲,连张劲夫本人也没有发言,只有我讲了这么几句:“列宁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建成共产主义依靠两条,一是要靠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一是要靠高度的社会生产力。在当时列宁所理解的最高的社会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因此列宁提出了那样一个公式。现在看来当然不再是这样,因此原则上可以改。我认为全国电子化这一条很重要,通讯靠它,许许多多新工艺靠它,生产自动化也靠它。但是现代的技术中还有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等等,用‘电子化’三个字还不足以全部概括新技术的发展。”

  党组开会之后没有下文。我想这件事也就完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一九六七年初,中国科学院几个红卫兵来“审问”我,要我交待在延安的时候,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我一听就明白,指的就是我对他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这件事,因我在延安与陈伯达唯一的一次接触就是在杨家岭他窑洞里见面谈话。但是我想来审问我的红卫兵不会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就矢口否认有老对头这件事,并且讲了一通我和陈伯达关系如何好,他演讲时我常当他的翻译等等。结果这件事真被我“蒙混了过去”。其实那次我真是为他好,完全是“与人为善”,而且完全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我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记了我的仇。我终于明白那次在他讲的话中那句“终生不忘”的分量。

  又有几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七二年,我还没有“解放”,但已从宁夏中宣部干校回到北京。一次我走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美术馆附近,遇到了清华同学王天眷。他是学物理学的,是一个技术专家,在中科院系统做科研工作。一见到我他就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好多了吧?”我问他这话从何说起?他说“陈伯达在延安不就是你的老对头吗?现在他倒了,在庐山会议后全党都在进行批陈整风,你不就翻了身吗?”我问他:“你怎么知道陈伯达是我的对头?”他说,“在我们科学院革命造反组织出的小报上登了这一回事。张劲夫在你们科委党组讨论了陈伯达的那句话之后,向陈伯达作汇报时,陈伯达听说你发言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后,就对张劲夫说:‘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吆。’”王天眷说,“小报上没有讲你如何成了陈伯达的对头,我不清楚,你自己一定会清楚。”我这才知道前几年中国科学院的人来审问我的由来。到那时,这事的前前后后经过了二十七年。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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