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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制度,现代性与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0-12-30 10:22:59
作者: 王飞凌 (进入专栏)  

  

  原文为“Institutions,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by Fei-Ling Wang. 载德国 Protosoci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Vol. 26-1 (November 2009), pp. 100-120.

  

  吴萱萱 翻译

  王飞凌 校对

  

  目次

  

  概述

  人类行为与人类制度

  现代性:三大人类制度之间的一种安排

  通向现代化之路,制度性分隔排斥与后现代性

  

  提要

  

  民族国家是人类组织集团至今的最高层次。不同的国家(nations) 必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三大主要制度(institutions) 具有不同而多样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制度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结构性关系。它们在功能上的最佳关系是一种分化独立(differentiated) 而又关联互动(interactive) 的制度性安排。同时,任何人类组织集团都无法避免地会有对其部分成员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institutional exclusion)。由此,内部构建和性质各异并有着不同的分化和互动关系的这三大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对一个给定的人类集团中的不同成员产生迥异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不同内部组织结构和不同互相间关系的这三大制度从根本上地决定了一个给定人类集团(国家)的政治治理(governance), 经济成就,与社会生活水平。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超越了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局限,提出了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的一个制度主义理解,并描述了制度性隔离与排斥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四种主要模式。

  

  概述

  

  本文探寻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的一个广义理解。通过分析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的主要领域和模式,本文提出“国内组织结构”(domes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OS)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主要包含三大基本的人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i]考察这三大人类制度,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使我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一个简明而富有解释力的制度主义概念性表述。[ii]

  走出种族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本文将现代性首先定义为拥有一种在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之间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国内组织结构(DOS),而并不仅仅是指当下最时兴、最先进或最强大的国家或者社会。其次,现代性还体现为三大人类制度各自某种最优的内部结构(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并不必完全一致):即一个参与式或曰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一个市场经济以及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就制度而言,现代性或现代化了的国内组织结构能够最大化地提供人类的需求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的欲望——亦即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现代性还能够从整体上确保三大人类制度都能生存和演化,尽管三者间可能存在着功能上或组织上的种种冲突和矛盾。现代化于是被理解为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之间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过程。[iii] 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现代性——是能普遍适用各个人群国家的人类制度,也确实在不同时期内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与国家里。

  不同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 —— 无论是前现代的(pre-modern) 还是现代化了的(modern) —— 有着很不同的领域和涵盖面。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时期里也会有程度各异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来组织和管理人群。当今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已开始迅速变为一个单一的人类组织集团,呼唤着一个全球性的制度性组织结构;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而且必要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依然强势存在,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按民族和国籍来划分的各国公民身份。本文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探究将以讨论制度性分隔与排斥及其四种主要形式来作为结束。

  

  人类行为与人类制度

  

  人类生来就要通过相互间的交往互动以及与大自然的互动来实现自身的需求和满足自身的欲望。因此,人类为此而组织起来从事各种有目的的(包括看起来盲目自发的)的行为——而这些人类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研究对象。[iv] 依据对人类生存生活的相关程度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人类的各种需求可以有高低层次之分,[v] 但对观察者而言却都是相当确定明晰的。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重要思想家们都曾运用人类需求这一中心概念来建构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行为的各种理论。[vi]半个世纪前,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指出需求满足的“最优化”是人们从事有组织的行为的动力,因而关于人类需求的理论“对于任何合乎逻辑的行为理论都至关重要”。[vii]与需求相比,人类的欲望更加多样、含糊、多变,也更加个人色彩浓厚,但在功能上它们是相对次要的,并往往可以归纳追溯为某种人类需求。例如,贪婪和对流行和名望的强烈欲望,实际上都是夸大了的人类需求——对安全、生存和繁衍的需求,往往是经由性选择和社会选择机制来强化了的。

  本文假定生存和繁衍是人类最基本的目标。这一假设使我们可以普遍性地确认三种人类需求:肉体生存所需的物资和服务,与他人合作并免于他人威胁从而由此获得相应的物品和服务,个体(或团体)的基因和特性的繁衍或传播。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规范和价值,从而约束调整个人对这些需求的自然排序,并因而表现出个人的不同的行为侧重点。个体对所得信息的独特解读也会促进人类行为的巨大差异性。但这三种需求是普世的,在根本上推动着整个人类。常见的扭曲行为与异常行为(甚至自杀性行为)则是需求推动的人类有目的性行为的正常副产品。而这些异常行为的最严重的代价莫过于该个人(或集团)丧失其生命和存在,从而放弃他(它)的一切需求和欲望。

  

  制度性约束

  

  由于人类是有组织的存在,需求导向型的人类行为(有时包括需求这一概念本身)总是受到给定人类制度的约束和界定。而制度化的组织和劳动分工一直都是人类力量与成就的最重要源泉。在这里,“人类制度”指的是一系列“规范人类互动的人为约束”,和“限制个人行为以实现集体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系列规则、合约程序以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viii]人类制度也可以被看作人类组织本身。[ix] 有等级的人群集团、家庭结构、社会或政治阶层、行为规范、合同条约、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秩序以及有效的道德准则等等都是人类制度的范例。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行为中的“文化”或“心理”的约束可以被理解成内化了的、非正式的、却往往强有力的人类制度。包含了习惯、宗教、风俗的“集团/民族文化”概念,即是一种内化了的、个体化了的集团/民族组织结构制度。[x]

  人类制度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约束力。不同文化(内化的制度)对于各式各样需求和欲望(如各种异性乃至同性间的约会规则或者门前要有一片绿草坪的习俗)的形成有着巨大而明显的影响作用。因此,对社会科学而言,分析人类制度和研究人类需求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人类制度和人类需求一样都适用科学分析:因为相对而言,两者的数量都较少,都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都能够度量比较——并且都深刻地影响和规范人类多样的理性(rationality)、欲望和行为。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的可塑性和活力,人类制度包含了关于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丰富信息,比研究人类需求所能传达的还要多。因此,制度变量是解开人类行为之谜——社会科学的首要研究对象——的关键环节。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约翰∙凯恩斯、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塔尔科特∙帕森斯一直到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Diddens),尽管他们对人类需求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归根到底都是在研究人类制度。诸如博弈论这样的形式化理论是通过人类动机结构和决策过程来研究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动机和决策过程正是人类制度机制的一部分。从价值规范的角度来看,制度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人类自己构建自己的制度,从而也可以对其进行设计或修改以实现目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三大人类制度

  

  基于需求的目的导向型人类行为在概念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经济活动、政治行为和社会交往。相应地,人类制度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或“社会”)。由于缺乏公认规范的专业术语,社会科学家们对一些有关概念和分类长期以来争执不清。比如,“社会”一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指的是像家庭这样的集团组织,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指民族或整个人类集团本身。本文用这个词表示人类制度或人类组织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为避免不必要的混淆,我用“社会生活”一词而非“社会”。许多逐渐形成的次要的人类需求也容易模糊这三大基本人类制度的界限。从实证角度而言,很多人类行为实际上涵盖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领域。三大人类制度的界限与现实生活中政府、公司以及家庭之间的界限不尽相同:许多政府行为本质上属于经济层面,有些家庭活动也属于经济或政治范畴,或兼而有之。从一棵树到一个人体,我们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同样的简单有数的元素和机制竟可以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元素做出清晰合适的分类描述,现代化学和生物学便无从发展。[xi]

  鉴于人类制度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构成,集团而非个人是制度分析的核心单位。就三大制度环境而言,人类集团的规模和范围大小不一。小到两个人,大到十亿人,人类制度是建立在各个大小迥异的集团的基础之上的。二人家庭的社会生活大概是最小的人类集团。最大的集团划分应该存在于经济领域里诸如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政治上,即便国际组织一直在明显增长,自十七世纪以来,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人类集团划分。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安排即所谓“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建立在这一最大也最松散的主权国家集合体之上的一个人类制度。在没有外星人对应互动的情况下,这一主权国家集合体,即所谓“国际社会”,是一个最大但比较缺乏凝聚力和认同的人类集团。

  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如何选择制度分析的样本主要取决于研究任务的性质和目的。例如,为了解人类的繁衍行为,就要选择家庭及其各种变异形式来作为研究分析的单位。国家(或民族国家)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制度分析单位。[xii]这是因为国家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独特能力,包括强行终止个人或集体的生命,对国内的每一个体和集体征税,以及维持与其他集团的最严格的相互隔离——国家边界。国家因而被看作是最独立最自治的人类集团。由于国家一般都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受制度约束的人类行为大多能够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充分发育完全。此外,主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使用权和各国国民在国家之间制度性相互排斥基础上的各自认同(所谓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使得国家成为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类集团划分。一个个人很难真正断言自己是“世界公民”,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无法摆脱某个国家的主权权力。因此,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类集体 ,就成为制度分析的一大基本单元。制度分析探究诸如经济发展、现代化、战争与和平这些重要的人类行为,而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DOS)亦即国家内部的人类制度,正是制度分析的关键样本。构成一国国内组织结构的三大人类制度支配着其国民的行为和生活机会(life chances)。一个强大人类集团(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DOS),自然而然也会通过对外交往、外交活动和战争(即国际关系)影响其他人类集团(国家)的行为和生活机会。

  

  现代性:三大人类制度之间的一种安排

  

  由于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多种多样性,构成一个人类集团(国家)国内组织结构的三大人类制度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界域和内涵以及它们就所需能量(关注度和资源)必然会有的相互竞争,而往往产生冲突和矛盾。不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三大制度各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三者间的外部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也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该国国内组织结构的大量信息。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三大人类制度的各种内部结构和不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个概念性分析和规范性评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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