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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制度,现代性与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0-12-30 10:22:59
作者: 王飞凌 (进入专栏)  

  将使我们能够从制度主义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和现代化。

  

  三大人类制度的内部结构

  

  在历史上,各国各个时期的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内部制度结构大相径庭:有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三大制度的各种不同形态及其更多的次生混合形态自然会对人类的集体和个体行为与成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假定三大人类制度各自内部结构的不同主要是由三者间不同关系与互动所造成的。两组人之所以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各自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关联互动不同。本文进一步认为,就限制或促进相应的行为以最佳满足人类三类基本需求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发现并鉴定三大人类制度中各自的最优内部结构。

  经济活动中的最优制度性结构(尽管远非完美)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是人类将经济活动与政治目标和社会约束相分离的产物。市场体现着解放了的经济活动自主权。“自发”和“自由”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灵活的交换流动,使得市场制度下的人类经济行为广泛地分化和深化。市场之所以是一个最优化的经济制度,因为它带来了最高的动态效率,并且在为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而分配和利用资源方面不断提供着最大的持续的创新。然而,由于其必然产生的垄断化和严重的消极性附产品(negative externalities) 诸如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市场制度存在一种自我毁灭的固有倾向。[xiii]

  就政治体制而言,首选的制度是对内享有民主参与权利、对外拥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人类政治行为免于经济目的和社会因素的困扰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才得以兴起:相对于诸如家庭这样的社会组织和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民主的民族国家由此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独立。这种政治制度提供了有效的治理和管理,持续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从而满足人类对于安全和秩序的政治需求;同时,它也确保了国际间有效的对比和竞争继续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引擎。[xiv]从具体现实来看,一个广泛深入而精密周纳的的政权系统未必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比如,古代中国精密有效的官僚体系和专制制度并不是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大致是一个具有“准世界”政府位置与功能的家庭型帝国政治体系。即便有着干涉市场经济的种种正当理由,[xv]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往往还是昂贵且缺乏效率的。合法地垄断着暴力使用权的国家还常常会过度花费乃至滥用权力,从而扭曲误导市场并控制干涉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制度上的优越形态是公民社会。它强调基于法律保护下民权和人权之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化基础上的志愿性团体(如宗教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独立自主的家庭制度。[xvi]前现代社会生活亦即传统社会生活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区别主要是由社会生活与其他两大人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因为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公民社会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尽管公民社会能够最佳地实现以积极进取、优选创新的人类繁衍为中心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欲望,它却并不总是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还经常可能削弱政府的效力。

  

  三大制度之间的分化与互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

  

  历史上,一个人类集团(国家)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三大制度之间的安排关系很不相同。它们也许具有相对的相互独立,使得各自的内部结构能够得到充分优化发展。它们也可能是一个混沌整体,没有或者少有分化独立,互相间缺乏明显的制度界限并具有相似甚至相同一致的内部结构。考虑到劳动分工的公认优势,显然,这种缺乏分化和分工的国内组织结构(DOS) 在制度上很难充分满足该集团(国家)人们的种种需求和欲望。在这种制度氛围里, 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同时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受到同一个单一标准的评判、奖励或惩罚。就制度而言,这些无分化无差异的国内组织结构即为“前现代”(pre-modern) 的。从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来看,一个前现代的国内组织结构(DOS)有以下三种类型:原始部落型、专制国家政权型,或失控的“自由”市场主导一切型。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未分化的方式和价值来建构组织三大不同的人类制度进而制约人类为满足三大需求的种种行为。不过,“自由市场”型前现代性极难持续充分地存在。因为市场机制具有着其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到来的自我毁灭倾向。[xvii]

  因此,为了从总体上达到人类行为的最优化,人类的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具有理想形态的三大制度之间既分化独立又协调互动的结构性安排,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地地实现人类需求,满足人类欲望——即在某一特定人类团体(国家)实现其国内组织结构的现代性。从历史上看,这一制度目标可以通过个人或团体建立新的制度、法律以及文化的斗争来实现,有时候甚至是通过暴力斗争或革命运动。在人类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基础上,不同人类群体(国家)间的竞争性选择过程也可以带来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的变化和走向现代性。

  所以,现代性指的就是人类团体(主要是国家)的内部组织结构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在这一安排关系下,三大人类制度得到建立,互相弥补彼此的消极副作用(externalities) ,并同时确保各自的生存,健康发育和运作。在优化了的三大制度下,人类个体和总体的各种利益也都同时得到了一个动态而持续的满足。人类的集体性行为由此既分化分工,又相互协调,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求并尽可能多地实现更加多元化的种种欲望。“现代性”以前通常只是“最前卫”的代名词,或指吸收模仿“更先进”的文化或国家,现在也就有了一个可供观察分析的客观的定义:一个国家国内组织结构(DOS) 的现代性指的是该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三大制度之间分化独立又相关互动的关系(见下图)。从制度主义角度来说,现代性将市场确立为自主的主要的经济制度,并同时保证因社会价值及政治考虑而建立的非市场经济制度的一定的存在。只要市场不是政治行为或社会生活的主导制度,在政治生活甚至家庭中也应该同时能看到类似市场的交换行为。诸如家庭和志愿团体这样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制度,它们也同时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中并对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产生影响。而同时主要的政治制度则是独立自主而又有公民参与的国家,它同时又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并形成与二者的一种持续互动的关系。

  

  

  对现代性的一个制度主义理解

  

  人类制度向其现代性型转变发展的过程由此即被称作现代化。[xviii]当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分化而互动的关系了,这就代表着现代化的实现,或达到了现代性。因此,对“现代性”概念的制度主义理解,摒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模糊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带历史局限性的、在实证分析中也常常无用的一些看法,而保留了其中有用的“现代性”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要理解现代性,“我们需要区分以下两种逻辑,一是分别由行政权力和财富来规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二是基于团结和沟通之上的自主公共领域的生活世界”。在政治史上,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分离正是现代政治民主得以诞生和存在的关键性因素。[xix]

  

  通向现代化之路,制度性分隔与后现代性

  

  现代性的制度主义概念化并未假定一个普世单一的现代性具体图景,并不认为每个国家的三大人类制度都能够一下子实现分化和互动,也不认为一旦三大制度有了一个分化互动的关系,历史便终结了。恰恰相反,制度分析的逻辑描述的是:随着知识技术的积累扩散以及人口本身的增长和多元化,三大人类制度间会产生持续、动态、深刻的互动,因而在不同人类群体(国家)中的三大制度间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完全有可能存在很不同的现代性。同样,没有人能保证所有国家——作为享有独立主权的人类群体——都能在其消亡之前建立现代性。从制度主义角度来看,即便现代性为国内组织结构提供了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最优结果,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即该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制度性分化过程)却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产生一些不尽理想、甚至十分消极的后果,例如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甚至是经济停滞及经济危机。[xx]现代性实现后,各种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机制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依然会不可避免地隔离排斥该人类集团(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作为人类最大集团的“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成员和次级集团群体,使被排斥者无法完全参与和获益于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DOS)。 最后,已有的的现代性的毁灭和崩溃在逻辑上和实际观察里都是完全可能的。

  

  通向现代性之路

  

  与艾尔斯特(Jon Elster) 的“不可能定理”的逻辑相似,[xxi]要同时一下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自由的公民社会几乎是高度不可能的。三大制度之一可以通过率先获得相对自治独立,进而影响另外两大制度的分化和互动,成为推动一个人类团体(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引擎。历史上,我们经历过由市场推动的现代化路线和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尽管由社会主导的现代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由于公民社会本质上的缺乏凝聚力、不够强势、难以统一的组织特点,历史上并没有该类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当然,市场推动下的现代化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便利和支持,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发的市场导向性的经济活动。两者都需要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的配合。

  市场推动下的现代化的特点是,逐渐壮大的“自由”市场成为主要的经济制度,然后引起国内组织结构的整体变化,进而分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西欧,在各个主权国家包括其他政治实体(如天主教会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的推动下,市场最先从前现代的国内组织结构中分离出来;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了序幕。这一过程在分裂的世界政治的滋养下得到持续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世界政治不统一的制度最终在1648年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为现代国际政治体系。[xxii]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逐渐促成了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最终完成。从这些(有时极为血腥的)斗争中,市场经济、有效参与的(且支持市场)国家和商业化的公民社会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市场开启了制度变化的进程,但并没有成为主宰整个国内组织结构的唯一制度。

  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是指一个制度上较为自主独立的国家,力图转变整个国内组织结构,使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分化。19世纪的德国现代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以及韩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这条通往现代性的路线的特点在于,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改造旧的国内组织结构的若干重要方面——主要包括重新界定和保护产权,[xxiii]以及实现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流动的合法化,[xxiv]努力使经济从传统的社会框架中解放出来。一个能干有力且具有强烈意愿和决心的国家政权,能够保持统治稳定,又具备解放和管理市场的知识技能,就能在推进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其中心角色。市场是引擎,但指导引擎方向的是国家,这种指导通常是以控制或扭曲市场为代价来实现的。[xxv]能力各异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其表现成效也大相径庭。[xxvi]一段时间后,市场和国内组织结构的相应制度性变化都逐步合法化下来,现代性也就触手可及了。然而,国家仍然会在一种社会政治复合体的制度框架下,保留对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一些传统控制,同时持续其对市场运作的许多操控乃至扭曲(例如9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实现(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确立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关键措施来发展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将该社会政治复合体彻底分化开来。如果这个社会政治变革长时间停滞不前,或者甚至脱轨混乱,则一个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很可能会陷入僵局,走入歧途形成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t) 的国内组织结构——一种独特但仍处于转型中的前现代状态。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社团主义前现代性中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现代性的多样性

  

  正如班林顿·穆尔所描述的,各国的现代化通过不同渠道有可能实现最终的殊途同归。对现代性概念的制度性解读恰恰是厘清了这一潜在同归的含义。然而,现代化的各个国家会具有不同的现代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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