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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羽中:九八级学生观北大

更新时间:2001-04-12 11:11:00
作者: 任羽中  

  

  一九九八级的学生进校时,北大百年校庆刚刚落幕。南门外边那个矫揉造作的“倒计时牌”此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又不好马上拆掉,便不尴不尬地立在那里,就好比一个硬要赖在台上的过气明星,自讨没趣。对我们而言,不要说什么沙滩红楼的流风遗韵(比如“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连老生们津津乐道的图书馆前的大草坪、大讲堂前的柿子林都已经无处寻觅了,取而代之的是图书馆新馆和“百周年纪念讲堂”,气派倒真是气派,不喜欢的人却也特别多,大概是因为北大人自由散漫惯了,这种堂而皇之的威严不大合口味吧。校方把我们称为“北大第二个百年的开路先锋”,结果使得大家都颇为自信,一开口就是什么“北大精神”、“百年传统”——我对这些东西却颇有些怀疑,“传统”和“精神”当然是有的,但它们真能历百年而不死吗?

  

  一九九八级的男生多半住在二十八楼。这个楼的“掌故”是最多的,“文革”中曾被北大“地派”“井冈山”拿来做司令部,楼下边挖了好几条地道,八十年代的一些很著名的人物也曾把这里折腾得够呛,但现在一切都早已无迹可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或许就是学校里的“自然法则”。女生住在三十一楼。这个楼从前的故事我不大清楚,但自从九八的女生进去后故事就不断了。最出名的是有一个大四的男生要追小师妹,每天晚上都跑到楼下弹吉他唱情歌,一直悲情到毕业,结果把全楼的姐妹(包括守楼的老太太)都打动了——但是除开他喜欢的那一个,最后那一夜很多女生都买花送给他。

  

  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并因此对“爱”产生了深深的感慨。二十八楼和三十一楼之间是著名的“民主与科学”塑像,也不知道是哪位“后学”大师的杰作,反正没有谁看得懂。而我们之所以都知道它叫“民主与科学”也是因了道听途说;关于这个塑像有很多笑话,最经典的是——因为塑像的顶端是一个球状物——把它称作“民主科学顶个球”。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每到夜晚都会有很多小儿女在它周围享受爱情的甜美,而象我这一类“光协”的成员,一般都不敢在此时此地出没,万不得已要路过时也是“骇而疾走”,因为撞见的都是同一级的兄弟姐妹,虽然他们决不会因我的出现害羞,但我却受不了他们给我的“刺激”。不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下的耳鬓厮磨其实也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有心的人抚今追昔,或许会“悲从中来”了。

  

  许多人都哀叹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失掉了“人文精神”,失掉了激情和热血。我在北大就可以为这个话找到很多证据。现在的北大三角地满是些花里胡哨的海报,比如“诚征寄托男(女)高手”“哈佛博士征友(品貌端庄面容姣好1.65米以上)”“背词集中营三天搞掂红宝书”“考研串讲王长喜林代昭”之类的,看多了不免气馁。九八级的学生尤其“实用”得厉害。记得刚进校上第一堂高数课时,我们班就有几个女生就跑去问老师数学系的学生“出路”怎样有多大比例出国保研是否容易万一不成的话留京指标多不多,当时就把那个老头子吓得faint过去。

  

  但是——或许您已经料到了这个转折——我还是想给诸位打包票:北大还是北大,北大就是北大,尽管经历了百年风雨,尽管闹出很多很糟糕的事,但她骨子里的那种精神气质还是在的。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是“怪人”多。北大学生的狂是出名的。因为校庆的“广告效应”,九八级招进来了空前多的“状元”。大家从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腕儿”,现在自然也互不服气,一争论起来就没个完,有时候为了什么学术观点甚至可以打一架——反正伙食好有力气,而且打完了还是不服气。但有一种人大家都不得不服,那就是怪人。我宿舍里便有一位。这位老兄来自中国的苦寒之地,但是一年中倒有九个月都见他穿个拖鞋啪啪啪的满世界跑——自称最后一个“拖派”,也不怕冷。北大宿舍的条件非常糟糕,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床奇小,对北方大汉而言翻身都觉困难,但“拖哥”偏偏书多得没地儿放,堆了半床,结果晚上睡觉常常被倒下来的书给砸醒了,还以为闹了地震;当然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了。

  

  “拖哥”的“怪”自然不止是生活上的不拘小节,他主要的造诣在西洋近世哲学。只要见他抱着一大卷卫生纸急匆匆的冲出门去,腋下夹着的就必是康德的“三批”一类的书。良久,他才慢悠悠的踱着方步回来,脸上总是欣欣然有喜色,也不知是不是又到了什么“境界”。

  

  文史哲三系的怪人最多,这三个系的空气似乎也更养人,哪怕貌不惊人的小女生也多半有一些足以入小说的“嘉话”。我认识的一个历史系的哥们儿,长得黑黑胖胖,胡子留得很长,而且喜穿长袍,搞得不伦不类,但是招摇过市,从来都自我感觉良好,也从来没有老师或是什么政工干部去过问。他学问也很好,大二已经发了四五篇论文,自称“可以评讲师了”。最近据说在搞唐代的职官制度,而且有阎步克先生指点,想来一定能闹出点名堂吧——我简直要由羡生妒了。

  

  学生“怪”也就罢了,年轻人,放旷一点是自然的。偏偏老师里边的怪人也特多。比如汪丁丁,他的书多得很,文章也漫天飞,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大叫看不懂(包括他的同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海闻),因为他不光是喜欢讲经济学,而且哲学书读得多了点,文章写不了几行就奔康德、黑格尔去了。有一次我跑去听他的课,讲着讲着开始来“玄”的了,只见他一个人在讲台上激动得大汗淋漓,拼命在黑板上写呀画的,突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讲错了,然后走上去就指着黑板教训他,他听了一会,说,好,你是对的,现在请你来讲,说完就到第一排规规矩矩的坐好——当时所有人都呆了。

  

  第二个理由是课堂上“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自由风气还在。我的老师王联先生,以前做过全国闻名的“九二国政班”的班主任,评过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照理说应该“纪律严明”了。但是王师上课决不点名。有一次他说:“点名是不可能的,那是破坏形象的事。”学生们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因为这确实是真话。在北大,老师,哪怕最年轻的小讲师,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名士的派头,靠点名来约束学生只说明自己没有魅力,当然也就会“破坏形象”了。

  

  如果读过“余永泽”的《负暄琐话》,那一定会对那些拒绝批阅试卷的老先生仰慕得不得了。其实北大现在还有这样的遗风。某学院(为了避免教务部去追查,此处不便言明)九八级的班主任曾经要求学生把自己希望得到的分数写在试卷上,开始大家不知所云,只好随便写了一个数字,结果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的分数。或疑为天方夜谈,但我保证:童叟无欺!

  

  随便举两个亲见亲闻的例子也就足够了。这起码说明了几点:北大的老师是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爱护学生的;北大里边“分数”是个次要的东西,学生有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可以选择自己爱听的课,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北大是培养生气勃勃的“人”而不是什么死木头的(哪怕是“材”)。

  

  当然,我不否认北大存在的堕落、媚俗、无聊甚至无耻,但是我依然愿意把那些我以为代表了北大“校格”的东西写出来给大家看。我想九八级的兄弟姐妹们都会一样,毕竟北大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是由我们开始写的。我们没有资格隐讳什么,但我们有义务传承什么,有责任呼唤什么。在所谓的“新千年”来临之际,我绕过大讲堂前喧嚣的人群去看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发现蔡先生面前有好多鲜花——我流了泪。我总想,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种蓝颜色的液体,那是春暖花开时未名湖水的颜色,那是贵族的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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