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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舒洁:民族与阶级视野中的“甲申史论”

——“明亡三百年”与19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更新时间:2010-12-24 23:29:04
作者: 吴舒洁  

  

  缘起:历史与政治的互文

  

  1944,旧历甲申年,正值明亡三百年。我们知道,说明亡在甲申年,其实并不准确。甲申只是崇祯帝煤山自缢的年岁。北都虽亡,南都却在旧历五月拥立了安宗,朱明政权并未覆灭。所以当时的“南明史泰斗”柳亚子要表示抗议,只肯承认甲申是“北都沦陷,满清从东北进入华北的三百年”的纪念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 ,纪念什么呢?明清易代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众所聚焦的话题,三百年后纪念明亡,必然会是一次历史阐释权的争夺。当时,中共利用其在重庆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组织了郭沫若、柳亚子、翦伯赞等文化名人撰写了一批纪念文章。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亲共人士虽然都是“听将令”而积极响应,但对于所祭之事却各有各的理解。“甲申虽然不是明亡之岁,但对于朱明的政权,当然是受着大打击的一年。不但朱明,满洲入关,连中华民族也整整地做了二百六十八年异族的奴隶,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惨剧。” 对于南社元老柳亚子来说,满清的入关可谓是晚近中国屈辱史的开端,虽然“反清复明”的志向早已为三民主义的共和理想所易,但明清易主所隐喻的种族/民族为奴的历史却始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原初的精神创伤。然而郭沫若在他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中却显然有着与柳亚子不同的关怀:“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 郭沫若要纪念的是发生在同时的另一历史事件,即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甲申旧历三月十九日攻破了帝都。亡国之君固然足以成为后世的警戒,但既然只是一姓之朝,那么昔日“流寇”由入主京城到被逼死九宫山的历史,亦足以为训。可见,在“明亡”的命题下,各家的纪念其实有着大不相同的旨趣。

  明朝作为殷鉴在前,在四十年代已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谈论明史曾经被看作是一个道义问题,如今在内有国共之争,外有日敌入侵的局势下,却变成了一个权略问题 。众所周知,明季的社会除了明朝和满清的对抗外还有农民起义军的斗争,尤其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自从孙中山为太平天国起义正名之后,农民起义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乱臣贼子的反动。四十年代多方势力的角逐使得中国政治的局势复杂未明,抗日固然是主要矛盾,但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亦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根本。正如《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这三方面交互错杂,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使得在三百年以后还值得我们来重加分析和认识。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本不是在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的啊!” 如何看待明末三股力量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如何在抗战的混乱局势中辨清历史的方向,这才是重新论说明亡之鉴的意义所在。

  在国民党方面,早在1940年,历史学家钱穆就在《国史大纲》中对明亡的原因做出了如下判断:“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 在一篇根据傅斯年意见改写的《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文章中,也指出了明末中国的两大患,即建州与流寇,“盖流贼实因‘东事’而峰起,‘东事’亦缘流贼而不救” 。二者的态度皆是在痛悼民族屈辱之外,更主要是警惕流寇误国的覆辙重蹈。1943年,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 ,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关于蒋介石出版此书的动机,史学界素有争论,但该书作为蒋介石政府政治上和理论上重要的宣传文献,出版以后引起了中共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这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在此书中,蒋介石也谈到了明亡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关系,“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可见,将明朝的覆亡归咎于满清的入侵和流寇的叛乱,是国民党一贯的态度,而在国共之争愈演愈烈的局势下,“流寇”之于明亡的重要性就更要被强调了。

  因此,中共之所以高度重视对于甲申三百年的纪念,不仅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上重新阐释明亡的历史, 也必然要面对《中国之命运》提出的挑战,用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的话说就是:“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

  在中共组织的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文章中,有三个作者的身份很有代表性:柳亚子、翦伯赞和郭沫若。在这三个人当中,柳亚子可以说是对(南)明史研究用力最深的。众所周知他早年即是南社领袖,1937年淞沪沦陷后,柳亚子蛰居上海孤岛的“活埋庵”寓所中,潜心三年研究南明史并搜集整理南明史料,以致要离开时“瘾头已弄得很深,实在有些舍不得走” 。柳亚子本来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是党内的左派和社会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柳亚子就一直对蒋介石的排共方针激烈反对。“皖南事变”发生后,柳亚子联合宋庆龄、何香凝和彭泽名署名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的宣言,严斥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不忘剿共,制造分裂。1941年4月柳亚子就被蒋介石开除了国民党党籍,此后遂与中共的关系愈走愈近,成为国共两党之间重要的斡旋者。用后来邓颖超的话说,“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所以纪念甲申三百年非柳亚子开炮不可,不仅有着学术上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考量。但是柳亚子虽然与中共交往甚深,却始终反对郭沫若的“尾巴主义”,他说“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做不来的。” 在这次纪念甲申三百年的写作中,这种和而不同的差异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翦伯赞则是中共党员 ,虽然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48年才被确认。他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大论战之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大论战的影响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四十年代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但是因为他主要工作于重庆,与延安和中共的关系仍相对疏离,战后也是作为民主同盟的代表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前面两位相比,郭沫若在政治上无疑是更鲜明的倾向于共产党。1938年中共党内就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周恩来更是称其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期间郭沫若一直在国民党内主持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宣传,正所谓“党喇叭”是也。这种宣传意识不仅表现在创作诸如《屈原》这样号呼“时代的愤怒”的历史剧,也构成了郭沫若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怀。

  作为纪念甲申最主要的三个作者,柳亚子、翦伯赞和郭沫若虽然代表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但首先都是历史学家。事实上,在四十年代重新讨论明亡的教训,还有一个史学方面的契机。在经过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开拓了新史学的格局,而且与革命政治密切相关。 德里克在其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革命与历史》中,描述了三十年代大论战消退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和正统化。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钦定”了社会分期的所谓“五阶段论”,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正统史学观的新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他们不再耗费精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那些富有争议性和歧义性的问题,而是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问题和解释现实政治。一方面,一批通史著作出版,包括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初步确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同时,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与政治宣传工作,不仅直接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而且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发表政治文章以配合时政的要求。“历史学家直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活动是与树立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和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制订新任务、新课题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包括他们的通史著作,也不可避免的根据时势制订阐释框架,甚至述史中常有直接针对现实的发论,因此或被诟病为“影射史学”。

  德里克认为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对于政治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放弃了解释历史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者将史学从属于意识形态的目标,也使历史实体化了,又一次剥夺了它的生命力” 。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往往以牺牲史学的科学性为代价,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现实需要,然而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权衡在战乱的历史条件下为这些史学家们参与历史和解释历史提供了最积极的可能性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唯物史观不仅用于指导通史写作,更为史学家们提供了辨明时局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德里克所说的一种“根本性的敏感”,使得学院式的历史研究能够在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呼应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影射史学”,就会发现历史与政治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如果历史与政治的联姻不可避免,那么关键问题则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联姻以及联姻的性质。事实上,虽然来自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历史论断逐渐成为权威,但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依附于那些正统的说法即德里克所谓的“正统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判断依然充满分歧,并且积极的参与到现实的政治运动当中。这就提醒我们,用“影射史学”去理解四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其视为亦步亦趋的政治传声筒,并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内在张力。在四十年代重新讨论晚明史,不仅是政治上的舆论需要,也考验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以一个新的视野去阐释中国历史,建立起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结。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联结不仅是出于政治局势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内在要求。

  

  明朝为什么灭亡?

  

  虽然依据的命题是纪念甲申三百年,但事实上,柳亚子和翦伯赞都用力在南明,原因或许如柳亚子所说,甲申并不是明亡的年岁。真正的明亡是明亡于清,是亡国灭种的“一页痛史”。 分析明亡的原因,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避免重蹈亡国灭种的历史,就像柳亚子的诗中所言,“一姓覆字何足道,万家流血始堪伤”。在他看来,“朱明政权的崩溃,照我们现在的立场来讲,实在是无足深惜的”,因为这只是一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明朝的皇帝大多残暴不堪,亡国之君威宗更是刚愎自用,阉党乱臣横行,终至于在内忧外患中覆灭。翦伯赞读《桃花扇》也大抵看出了同样的教训,香姬面血溅扇,“其着重点并不在于有无桃花扇,而在于妓女亦不肯嫁阉党余孽”。“一方面是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饥寒交迫,流离死亡”,迁都江南后反而骄奢淫逸不思救国,这正是“前一番,后一遭,正人邪党,南朝接北朝” 。

  将明亡归咎于朝廷腐败,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因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一直是治乱兴衰的阐释模式。但如果考虑到这两篇文章政治宣传的目的实大于史学研究的话,那么治乱的史观在此便具有了新的含义。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抗战的历史颇像明末社会,而何去何从,生死存亡都系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手中。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国共关系的紧张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减弱。正如柳亚子对局势的乐观判断,“我们现在并没有朱由检”,“我们现在也并没有李自成”,相反,随着对广大民众的战争动员和国际局势的明朗化,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成为与抗战进程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焦点所在。

  早在四十年代初,翦伯赞就集中撰写了几篇研究南明史的论文 ,研究的初衷正是因为明末“亡国覆社,感人之深且切,而其史实之足以资吾人今日之鉴戒者,又至多也” 。这些论文里明确的将南明政府比附于国民党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喻之以南明统治者的剿寇迎降,抗战自然也就是风雨飘摇的明末。在谈论南明福王政府的抗清形势时,翦伯赞的对策是:“最好是能进一步招抚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使其卷土西秦,东出关、陕。如此,则敌以倾国来,我亦以倾国赴,天下为清为明,尚未可量也。” 在《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他更为直接的表达了这种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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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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