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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 邓晓芒:哲学家今天的角色

更新时间:2010-12-23 13:19:38
作者: 刘苏里 (进入专栏)   邓晓芒 (进入专栏)  

  

  时间: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点:武汉-北京,MSN上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亦多有涉猎,创立“新批判主义”和“新实践论美学”。已出版专著25部,译著8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这次“对话”,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各自在武汉和北京的家里。所以,说话行文,仔细看带有网络聊天几乎无法避免的“峻急”特点。

  

  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

  

  他长期任教武汉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师。在今年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中,有他授课现场非常生动的描述:先由一名学生朗读一段《纯粹理性批判》,重点用词、概念要特别强调,然后由这位学生对此段作出解释;再者,邓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讲解该段。如是,一学期下来,多则讲授二十几页,少则十几页。学生从开学时的十几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课堂讨论热烈,师生往复辩驳,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一册经过缩写的二十几万字《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讲下来,竟花去14个学期。没有哪位学生从头至尾听过这门课,可听课者往往有所收获——邓教会了年轻的学子们读书方法,也教给了他们关于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中,生动记录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现场。从主持人和学生,与邓的互动中,读者可分明感受到场面的热烈和求智的冲动,可称得上“非常感人”。

  

  作为哲学家,他受到严格的哲学训练,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西方哲学,有着细致而精到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尤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他“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见“百度百科”)[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的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越性的灵魂,体现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逻各斯精神体现了这些个体灵魂在自由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保持人格一贯性,而不至于在与别的自由主体的相互冲突中遭到毁灭。——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对话中邓晓芒说,他有自己的哲学,只是还未完整地表述出来。他同时也肯定地说,他的哲学当然是立足本土问题。

  

  一名好战士是自觉的,邓是自觉的,因此在我看来,他当然是一名好战士,一名“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无论介入文化批评,美学争论,还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无不显示其战士本色,自觉而充满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学家生涯中,邓晓芒是我知道的“卷进”各种思想争论最多的知识人。这个时候,他有两个“使枪弄棒”的舞台,讲坛和书桌。他的讲坛,真可谓天南地北,校内校外,演讲锋芒毕露,一泻千里;他的书桌,层出不穷地生产各类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论理扎实,包括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新左翼,以及《河殇》、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义”为标榜的批判对象。学术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为一名战士,邓不止一次卷入高教体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

  

  邓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是“为己之学”,如果将其理解为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便大错。这里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愿意从对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国人身上问题的症结所在,像针灸师拿自身做实验。我理解,这种“反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义学说实践的一部分,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邓的新批判主义强有力量的秘密。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有请邓晓芒教授。

  

  一 背景

  

  刘苏里:很高兴能在网上与您见面,谈话!

  

  邓晓芒:是啊,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以前都不敢想像!

  

  刘苏里:可您还与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像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邓晓芒:那是,世界上总还是有些永恒的东西,不因事物变化快就失去了价值。其实我所啃的经典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不过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邓晓芒:我在课堂上总是对学生讲,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与当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

  

  刘苏里:在《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里,你就是这么说的。

  

  邓晓芒:对。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就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

  

  刘苏里:任何意义上的“打工者”么?

  

  邓晓芒:可以这么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打工者,过去那种什么“一兵”、“孺子牛”、服务员、国家干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适了。

  

  刘苏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因为人民都是打工者。

  

  邓晓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或者只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者。但我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会角色,客观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观爱好相吻合,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像我教书,不过是尽义务,遵守职业道德,但并不是我的主观志向。

  

  刘苏里: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满意。还有什么遗憾么?

  

  邓晓芒: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嫌时间太短,不知不觉就年过花甲了,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怕再耽误时间。

  

  刘苏里:在我看来,你除了做哲学家外,还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论战中来的。当然,你还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哲学教师。

  

  邓晓芒:生命就是战斗,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的论战也是我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决不是为了斗意气,所以我乐此不疲。

  

  刘苏里:当然!不仔细读你的书,还以为你像个斗鸡,实际上,你的文字说理很强,少有意气之争。

  

  邓晓芒:我想,如果我不战斗,而是像人们通常说的,功成名就了,该放松一下了,那我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义。那也就谈不上对自己满意了。

  

  刘苏里:“战斗”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还是别有一番意思?这点对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说,战士是自觉的,你是自觉的,因此你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邓晓芒:战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事,而是对命运,就是必须奋起去积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这在我的书和我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里面体现得很强烈。这是为自己而战斗,不是充当马前卒或听什么将令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战线”,是为了自己生活充实、有意义,人生苦短。

  

  

  二 哲学

  

  刘苏里:好。谈谈你的哲学进路。以及你认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刘苏里:也有人会说,要振奋国民精神,必须重新弘扬国学。光是把西方的东西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将失去自信了。

  

  邓晓芒: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么阔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创造力上;正如一个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么有钱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赚钱的能力上。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刘苏里: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思考的起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点点靠近这一原则。但我们总感到,国朝的立国基础,与此关系不大,甚至相与违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间灾难。如何才能从这一境况中走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你思考的问题之一吧。

  

  邓晓芒:当然。但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个参照系之下才能谈清楚。所以接下来是文化问题,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

  

  刘苏里:说穿了吧,都是伪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那种无原由的“热情”,正在消耗我们仅存的智慧和体力。它们完全不知道国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儿,到处喊打杀。非要说民族主义,我更愿意把它们定义为大汉族主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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