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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后记

更新时间:2010-12-21 17:45:57
作者: 柳红 (进入专栏)  

  

  一

  

  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包括媒体对改革人物的各种评选。我理解,纪念的本意一方面是缅怀,缅怀那些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而奋斗牺牲的思想先驱和行动者;另一方面,是反思,为了面向未来。而当时呈现的却是一场场浮华的“盛宴”,形式大于内容。以经济学界为例,集中于个别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历史失之于简单。而这个现象,与30年中最重要的10年——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和人物开掘不够有关。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对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那就是,近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人出来声明自己是80年代某个概念、名词、思想的“首创者”,媒体也热衷于用“第一人”的标识。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遗忘,是遗忘那个时代提供的特殊机会和可能,遗忘大家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前提,遗忘老中青三代一起探索的启发,遗忘那些走入历史的思想和事业的领袖式人物;在意,是站在与80年代气质完全不同的今天,在意个人的名利。在2008年,最大的一起争论便是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归属。因为人们对于80年代的陌生,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争论的结果也无从清晰。争论者激动甚至激愤,媒体受众并不理解各方的要点和语境。

   “价格双轨制”争论,把一个“莫干山会”推到公众面前。无论是价格双轨制的热议、被肯定,还是几位论者的崭露头角,皆出自莫干山会,也就是1984年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第一次集体登场的会议。很多人以参加莫干山会为荣,甚至由此改变命运。当今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风云人物,曾是莫干山会的主角。然而,莫干山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却鲜为人知,也从未被记载。

  诸如此类,都提示了这样的信息:历史,需要有心人去挖掘、记录、呈现;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做得不及时,历史的文本就有可能中断,或者发生扭曲。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发展中,也要有人溯流追源去研究历史。

  恰好,我和莫干山会的几位发起人有缘,做了一些采访,写了一篇《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发表在2008年10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的题目为“莫干山会议真相”)。一些被埋没多年的人物在事隔20余年后,第一次铺展在人们眼前,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之间,也引起一些“兴奋”,彼此相告,“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于是,他们找报纸来读。

  2008年11月的一天,《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主编殷练女士邀我在报社附近的素菜馆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席间,我讲了一位经济学界老人的故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突然起意:“写下来吧,开个专栏!”因为刚发表了莫干山文,也有意做80年代研究,这么好的平台很吸引我,虽然清楚写专栏是一种承诺,心里没底儿,还是答应了,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试写了两篇之后,就开始了这趟辛苦而激动人心的旅程,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7月,一共写了40多个题目。本书就是以这些专栏文章为基础,作了一些加工补充后的结集。

  在一个波澜壮阔的10年里,40多个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唯愿它能呈现一些80年代的风貌和特征。

  

  二

  

  编辑成书时,遇到一个问题:以什么线索把这些既孤立又联系的篇章串起来?在颇费了一番思量后,还是决定以人物为主线,以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来区隔。因为,无论事件还是机构,都离不开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就想好要尽可能地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前后后,大约采访了70位亲历者,其中与几位数次甚至十数次地电话交谈。也有采访之后,再通过邮件订正细节。受访者中,年纪最长者是87岁的刘国光先生。采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办公室进行的。他做了极其认真的准备,写了提纲,准备了书和资料。访谈时间最长的是唐宗焜先生,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4点,畅所欲言。而在随后文章形成的过程中,我也领略了唐先生的严谨,和他身上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派。

  有一些经济学家可能彼此在历史上或者现时,有思想和观点之别,甚至有个人成见。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背景,客观上近此远彼,曾经顾虑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为了避免被拒绝而失去机会,有几个采访,是先找中间人做事先沟通联络成行的。事实上,他们都非常热情,认真对待。通过访谈,也纠正了我从前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概念,尤其感到:人应该以开放的思维,破除成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独立思考判断。

  我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所做之事,不出于任何项目、课题,完全是个人行为。能够得到这么多经济学家、师长、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内心充满感激。让我写下我所采访过的经济学家和历史见证者的名字,个别人是从前采访的,因为,我采用了从前的资料,所以一并写出(按姓名拼音顺序):白南风、边勇壮、常修泽、陈坚定、程秀生、初保泰、杜厦、高梁、高尚全、郭凡生、郝一生、胡冀燕、华生、黄范章、黄江南、季红、贾增玉、金岩石、李峻、李善同、李绍荣、李昭、梁小民、刘国光、刘鸿儒、鲁利玲、鲁志强、吕立勤、茅于轼、庞邦选、裴小革、乔桐封、荣敬本、阮江宁、桑百川、唐宗焜、王小鲁、王元、王跃生、魏本华、翁永曦、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武克钢、徐景安、许美征、薛小和、杨利川、杨鲁军、杨沐、杨启先、姚林、张钢、张守一、张学军、张宇燕、张泽厚、张卓元、赵人伟、赵兹、周继胜、周其仁、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资料、线索、背景、联络等方面的帮助,比如王小强、陈乐波、蒋菊平、张维迎、潘慕平、李树桥、崔鹤鸣、赵明、杨凯生、杨海平,等等。

  征集照片,是追寻1980年代的又一次旅程。那些人和事,可见、可感。多么感谢为我提供照片的人们,他们是:白南风、车耳、高尚全、关敬如、管延友、胡冀燕、华生、黄范章、季红、贾增玉、李昭、刘国光、鲁志强、马怡、荣敬本、唐宗焜、王小强、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薛小和、尹淑琴、张少杰、张泽厚、赵人伟、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赵明等。老者,多数斯人已逝;中青年,多数退隐历史。看到他们的形貌神态,真是惊喜、激动,加上感动。

  

  三

  

  开始写时,脑子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图像。写什么,怎么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点一点展开和清晰起来的。先写熟悉的,资料和采访条件齐备的,然后逐步扩展人物和事件的覆盖面。写法上,采取以事带人,人在事中;另外也有意展现被遮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大事中留下细节,小中见大。比如,《道口有道》,写的是“五道口”,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创建。我回避了这些辉煌人物,而是挖掘和探寻那些培养出这些人物的老师。写“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部。那里的毕业生,很多是中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参与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事业的生,没有写人们熟知的他为“包产到户”,为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贡献,而是试图捕捉他人性中最闪光的品质究竟是什么,他怎么是这么迷人的老头儿?最后将它落脚在“善待天地人”上。“巴山轮会议”,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在过去的10年间,我既写过,也作为专题研究过。这一次,还是希望写得有所不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2000年以后的一项国家战略。其实早在80年代,西部开发的研究就做得极为红火,而且有一大批火热的青年人,号称“西部帮”。这一次,终于把他们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类似地,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然而,这个心愿太宏大,非我所及。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也是向这些历史人物致敬。

  写了一组“东欧来风”,分别是1979年来华的原波兰经济学家,后流亡英国,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的布鲁斯;1981年来华,布拉格之春时的捷克副总理,流亡瑞士,任教于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的奥塔•锡克;以及1985年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那是2008年圣诞节,我去维也纳探亲,为了获得实感,访问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特。走在布拉格街上,偶然发现墙壁上一组雕像:一只只手,手指V字张开,下面刻着:1989.11.17.。雕像上,插着新鲜的玫瑰花。在共产主义博物馆,重复看布拉格之春纪录片,沉浸在片尾曲《感谢你》之中,泪流,然后跑去音像店买光碟。回维也纳的路上,天空下着12月的雨,大雾迷漫,车里回荡着《感谢你》,心潮起伏。去布达佩斯特的火车上,读1956年匈牙利事件,纳吉行刑前的话,给我的心灵震撼难以言喻。也想去布鲁斯的故乡波兰,但是没能成行。靠近那块土地,心里就有了感觉,这不是知识和语言可以代替的。这只是一个插曲,还有很多插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曾说,出版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事业。在编辑修订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还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联系的当代史就更难了。我也有很多遗憾。首先,这么大的历史,只写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即使穷我毕生之力,也不能写完。第二,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因为各种局限而不能写出来。第三,即使写出来的,也不能穷尽,不能淋漓尽致。而最最遗憾的情形是,脑子里想好要采访并且约定了的人突然生病或者过世。比如,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最早的研究生,后来担任过中信国际所所长的皮声浩。再比如,采访杜老(杜润生)是我的夙愿。他前两年还每天去西四砖塔胡同上班,我妈妈家就在离那里不远的粉子胡同,咫尺之隔。然而,当我见到他,已是2010年春节,他住在医院里,97岁高龄。其实,和马洪总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1998年去他家时,他的精力很好,思维缜密,有高见。之后,眼见他的帕金森病发展,语言能力衰退,曾和工经所原副所长杨沐计划过对马洪的采访,却没有抓紧。所有这些遗憾,对于记录历史的人,都是很痛苦的事情,耿耿于怀。

  我禁不住想,假如80年代,甚至90年代,我有今天的意识,今天的觉悟,除了不会错过我们的老所长马洪、蒋一苇,还会采访很多精彩人物,他们一定不会拒绝,一定会支持我。由此想到,当下,今天,到了明天就是历史。所以今天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做,尽可能做好。

  

  四

  

  我很幸运,得以近距离地接近上下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接了地气。那是因为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正是工经所红红火火的年代,历任所长分别是马洪、蒋一苇、周叔莲。而1998年以后,在做吴敬琏先生研究助手期间,因为参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丛书之吴敬琏评传的写作,曾做过大量采访;还有参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版、二版的修订写作工作,也是了解改革史的机会。再有就是2007年参与改革人物口述史的工作。所有这些,为我做了一些历史、思想、知识和感觉上的储备。再加上利用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阅览室,阅读老报纸、老杂志、旧书,给了我一个场,得以触摸和感受80年代。

  每一个题目在心里都酝酿很久,和里面的人和事建立感情。比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首先进入我视野的。采访和文献准备进行了大半年,却迟迟没有动笔,总觉得火候不够,直到一年之后才写出《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每个星期四,是报纸的截稿日;星期三就成了我熬通宵的日子。不是因为没有写完,而是仿佛大考交卷一样,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夏天,忍受不用空调的热浪和潮湿;冬夜,身体冻成冰棍儿,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虽然能得到赠报,星期六一早还是愿意去报摊儿买报。看着一篇一篇报纸被装进大夹子,仿佛看到历史被收存,感到莫大的宽慰。

  

  五

  

  《经济观察报》的编辑殷练女士,既是专栏的倡议者,也给了我温暖和坚实的支持,她具有优秀编辑的所有特征。我感谢她,也把她视为一生的朋友。其间,我们,或她,或我,都有去海外的时候,每到这时,通过邮件、越洋电话、短信沟通,从未耽搁或出错。而《经济观察报》,无疑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他们的“理性、建设性”的理念和实践,我享受到了。这不能不提我写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2010年2月8日)、《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2010年3月8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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