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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一个独立经济学者的观察和思考

更新时间:2010-12-21 17:28:45
作者: 张思  

  

  1980年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了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深入和参与改革。他们为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难以扬帆起航。而这群人,就是《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里的主人公们。

    

  柳红,吴敬链的前助手

    

  谈起作者柳红,可能许多普通读者并不熟悉这位在经济学领域做独立研究的学者。但谈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前助手,天才少年子尤的母亲,大家可能就能对上号了。柳红最近走入公众视野,是和作家吴晓波打“抄袭”官司一事。提到这个官司,她本人很低调地说是“涉嫌抄袭”,因为尚未开庭裁决。“面对和处理这件事,对我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对知识产权常常不在意,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你有知识产权你就要保护好它,其实我们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

  柳红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过着清简纯粹的日子。子尤走后,她为了摆脱心中的阴霾,开始素食,做瑜伽,不用空调和冰箱,随身带着水瓶。身体的轻盈和畅快,使她的内心也变得通透起来。两年前,她开始长跑,从最初的几百米、一两千米,到如今每天风雨无阻,坚持跑7公里,最多一次能跑20公里。马上,她还要去参加马拉松,从半程21公里开始挑战,目标是去全国和全世界各地跑马拉松。

  50岁的柳红看起来神采奕奕,像个翩翩少女,劲头十足。她的精神劲儿在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洋洋三十万字的书,她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位改革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和考证,以及浩大的文献阅读,支撑起这部书的厚重扎实。

  总结起来,《八○年代》这本书有这么几个“第一”:第一次全景展现1980年代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的风采和历史;105幅珍贵图片,还原历史,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发表,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并特别赠阅1984老照片长卷:“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合影。不但讲述了经济学人在1980年代的故事,他们的理想、探索、突破,和大手笔的建功立业;此外,重磅推出1980年代经济界的重要研究机构,全书涉及500余人,再现“光荣与梦想”,可谓1980年代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一秉柳红的率直立场,尊重史实,笔则笔,削则削。

    

  刀尖上改革的一群人

    

  关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历史的著作其实有很多,为什么柳红要写这么一部书?

  翻阅有关80年代经济改革历史的文字记载,我们发现它们基本按照3种“范式”来组织:一是“革命史范式”,将改革历史划等于政治史,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的关系;二是“现代化范式”,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改革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制度和结构变化的历史,如企业或农村改革历史;三是“社会和文化范式”,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和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如,19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而柳红想要打破这些惯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让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在她的笔下复活。“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虽然这个心愿太宏大,但柳红还是尽可能去达到。

  回望80年代,柳红想到的不是重大的事件或历史拐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面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精气神、他们做的事。所以她以人物为线索来带出故事,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一条路径。同时,也注意将人和事所处的历史时空,以及大历史的走向紧密联系,来看80年代承前启后的作用,给读者牵出了一条历史脉络。

  从人物跨度上看,书中讲述了三代人: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20年以前出生的,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热情、激情和创见。他们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老中青三代人一起在80年代改革的舞台上,一同创造历史。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的老前辈,在看了柳红写的几位老人的故事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感慨深沉,他们当时谈改革是在刀尖上,既要承受政治上的摧残,同时又要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是多么不容易。比如说蒋一苇,他曾是《挺进报》的,逃脱了渣滓洞,幸存下来,一直在机械领域工业部的系统办杂志,后来也当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被调进社科院做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再如,孙冶方也在文革时被打入监狱,狱中没有纸笔,直到获释那天,他在狱中的7年里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稿,出狱后在病榻上给编写小组口授,与死神和时间赛跑。这些老经济学人如同一批拓荒者,在那么多艰难险阻下,却仍然作出了许多大胆的、承前启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探索。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柳红笔下的每一位经济学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读着书,一个个可敬可爱、书生意气的老前辈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比如写薛暮桥有个“奢侈”的爱好,喜欢吃西瓜,家里西瓜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像这样的细节很多,使这些人物更丰富,更真实了。

  1980年代是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后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而显现、经过长期封闭后开放的一个时期,其力度和精彩都非同一般。每天都有新思想涌现,有新名字涌现;老当益壮,后生可畏,打破论资排辈,没有功名利禄,经济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而80年代的影响又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它留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沉重和丰厚。所以柳红说,“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如今,本书采访的第一、二代经济学人已日渐远去,但普通读者可以借这本书了解1980年代,了解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经济学家故事,而对研究者来说,这也成了不能忽视和难以超越的原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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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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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2010/10/24“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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