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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我和“三家村”

更新时间:2010-12-16 11:45:55
作者: 李筠  

  

  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接着,开始了三个人个案研究的阶段,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出版了《邓拓文集》、《吴晗文集》、《廖沫沙文集》和他们的传记。如《邓拓传》、《吴晗传》、《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以及美国历史学家马紫梅女士的《时代之子——吴晗》等等。在这基础上,开始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花城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关于《三家村文库》(即《邓拓全集》、《廖沫沙全集》和《吴晗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力的说明,为了促进“三家村现象”研究的深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愿意做提供资料的工作,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三家村”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提供出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前线》创刊的前前后后

  

  提起“三家村”,不能不提到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这是因为:第一,《三家村札记》是《前线》杂志上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第二,“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廖沫沙是常务编委,吴晗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三,特别是由彭真撰写的《前线》发刊词,与“三家村”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有必要把《前线》杂志的成立和办刊经过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8年5月2日,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理论工作队伍的决定(草案)》。在这次会上,彭真首次透露了他要办一个理论刊物的计划。彭真说:“北京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典型的经验,没有总结,没有提高到理论上来,北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有力量”,因此要好好办一个理论刊物,否则没法“指导实际工作”。彭真亲自指定市委常委张文松和市委宣传部暂时负责刊物的筹备。

  要办刊,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主编及编委人选、刊物的指导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和要求也很高。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党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13人,其中常务编委8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负责人;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5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直到11月4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要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个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传染上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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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0年第12期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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