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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更新时间:2010-12-14 23:03:00
作者: 刘亚秋  

  

  摘要:本文立足干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关键词: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 记忆的微光

  

  就是有那么一些经历,它们是无法交流和无法传达的。我们虽然能将它们加以互相比较,但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从一定经验自身来看,它们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经历知识的不可交流性,却是无法超越的。——赖因哈特·科泽勒克(转引自阿斯曼,2007:7)

  记忆问题在中国问题域中的意义正在不断凸显。在现实层面,正如民众对于记忆的反思增多了,社会记忆问题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微观层面,不断有人谈起或试图谈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比如人们开始怀念1980年代了。那么,在人人都可以谈论记忆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个体记忆?

  目前,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在研究中,记忆经常成为一个被解释变量,社会学家在解读记忆的时候,明显受到现有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束缚。本文试图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希望能够对社会学范式下的记忆研究的认识论有所超越。

  事实上,本文对原有范式的反思,也是对如何走出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如哈布瓦赫的范式)的一个讨论,旨在激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个体记忆及其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深入探讨记忆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则尝试回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一些主要社会理论家的视野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其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中,这个问题更类似于一个实践问题,如郭于华(2003)对骥村女性的记忆研究,方慧蓉(1997)对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记忆的研究,B.Schwartz(1991)对不同年代美国人记忆乔治·华盛顿的不同特点的研究,E.Lira(1997)对1990年智利转向民主政治之后,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转变的研究等等。那些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关系问题,尚待更多人的参与和总结。

  

  一、研究传统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若要说明社会记忆研究的总体走向,难度很大,因为关于记忆本身的理论层次多、头绪多。关于记忆,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关键词,如记忆与时间制度之间的关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历史中的记忆问题、记忆与现在的关系、记忆与连续感、苦难记忆等。表面上看来,社会记忆本身似乎缺乏一个统一的范式,但其实不然。

  社会记忆研究并非一个无范式的领域。自哈布瓦赫(M.Halbwachs)以来,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称之为“集体记忆研究”,基本上被规制于一个框架。事实上,这点颇类似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尽管有关社会记忆研究的传统不如“社会事实”的学术传统地位显赫且影响深远,但依然束缚着社会记忆研究者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洞察。在反思现有社会记忆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谈及两个问题,即记忆研究的现有方式和它是如何被研究者提及的。

  

  (一)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做社会记忆研究的学术缘起似乎已成定论,即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它对其后从事社会记忆研究的学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哈布瓦赫的社会决定论的研究思路及其相关问题却很少作为重要问题被讨论,似乎如此研究社会记忆是无需争论的,是约定俗成的,甚至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无意识和一种武断。笔者认为,反思社会记忆研究,首先有必要反思哈布瓦赫的研究范式,因为首先是他,在引导着“该如何做社会记忆研究”这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

  一些研究者提及哈布瓦赫其人及其研究的时候,关键词基本上就是“集体记忆”,哈布瓦赫阐发的社会记忆的经典词语,如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等,也被反复征引,对后人影响很大。以景军(1995)有关社会记忆理论的文献综述为例,作者划分了四大社会记忆理论类别:集体记忆研究、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和想像记忆研究,其中,集体记忆研究被列于首位。

  在哈布瓦赫(Halbwachs,1938;1939;2002)那里,社会记忆是集体性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并认为社会记忆的自由空间非常有限。他(哈布瓦赫,2002:75-77)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这个类比和论断对于记忆的自身基础的强调是不够的,似乎记忆与自身基础无关或者关联不大(至少在他的这段阐释中如此)。将记忆去心理化,或许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将社会记忆与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区分开。哈布瓦赫将梦境与记忆进行对比,事实上也是为了区分心理学的内省方法。不过,在这一部分,他有些过于强调梦境与记忆间的区别了,并认为,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这个时候,记忆的想象性、个人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

  笔者发现,哈布瓦赫(2002:77-78)所强调的集体记忆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涂尔干强调的“社会事实”是相似的,具有控制的力量。个体记忆受制于一种外在的、结构化的东西(集体记忆)。那哈布瓦赫是否重复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而涂尔干的研究是否就是“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呢?对类似问题的反思需要不断重读经典,不同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学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学领域内,至今依然是强大的制度结构研究占据主宰地位。这样一种做法,简单化了社会学的形象,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败坏了社会学的名声。

  此外,不强调个体记忆灵动性的哈布瓦赫,是如何看待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的呢?在他那里,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这条路径是如何展现的?在个体梦境与记忆的讨论中,哈布瓦赫给予梦境很大的空间,充分强调了梦境的自身基础。事实上,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不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记忆的想像性空间也存有这样的东西,可惜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

  在阅读哈布瓦赫的时候,笔者明显感受到其理论的复杂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又论述了个体记忆的复杂性,以及他对个体记忆“臣服”于集体记忆框架之下的社会事实的担忧。我们看到,哈布瓦赫(同上:86-88)对于现实的约束力量是有所批判的,“现代社会佯装尊重个体的个性……社会也仅仅在表面上听任个体自由”(其批判如同M.韦伯对现代性的牢笼的悲叹),这样的论调未免悲观;面对集体记忆,就如同面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一样,个体对之似乎无能为力。哈布瓦赫在社会记忆研究中始终认为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对个体力量的关注则不够深入和详尽。

  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在社会学与心理学进行的有意的区分,就如同当年A.孔德、涂尔干等有意将社会学从哲学、心理学中独立出来一样,对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有益。我们发现,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社会与心理、历史是难以分割的;同时,哲学上的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期许的高度。

  

  (二)权力观照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1、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观

  关于社会记忆研究,台湾学界的传统大多围绕着“族群”展开,因此,这一脉研究明显带有政治身份色彩,如王明珂等的一些研究。大陆的社会记忆研究,基本上也拷贝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做社会记忆的研究者往往将记忆的政治问题置于核心地位,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记忆的选择与组织、传授历史和保存记忆、“记忆的责任”问题:记忆为谁服务等等。这些主要问题中包含了一个基础而核心的问题,即记忆中的权力问题。因此,关于记忆的权力范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权力”已然成为问题分析时的一个难以或缺的因素,诸多学科对此进行了各种论述。在社会学理论范畴中,权力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马克思的冲突理论、M.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帕森斯的AGIL理论以及后来M.福柯对权力微观运作的讨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至高无上的宏大权力到老百姓也能使用的“弱者的武器”,这种权力观的变化对于讨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权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赫,对它的探讨涉及社会的基本特征问题,其中既有很多真知灼见,又包含了诸多尚待讨论的问题,在权力之光笼罩下的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亦是如此。

  自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核心问题的阐述以后,经过几代社会记忆研究者的演绎,记忆的社会研究饱含了对“社会控制”、“权力”等因素的分析。康纳顿(2000)在“社会如何记忆”这个问题上,更是强调了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不论是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还是看似个体化的身体实践,事实上都是一部“权力控制”传播的历史。权力对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例如,很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都会问道: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去记忆?记忆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提问都涉及或者隐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记忆成了政治权力的一个呈现,而且,这种思考方式在研究者那里有时候是无意识的。

  权力范式下的记忆研究业已构成当下社会记忆研究的主流。在记忆研究案例中,记忆的主体和内容多呈现为各方争夺的资源。当然,这个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和政治意义,如犹太人对德国纳粹的回忆、中国百姓对日本军人的回忆等等。问题是,研究者在做社会记忆研究时,需要对这样的路径依赖保持一份警醒和反思能力,这样才会有意识去践行另外一种想像力,正如普鲁斯特(1997)对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回忆模式,就越过了这样一种权力路径。

  过于关注记忆的权力问题,一方面可能说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可以部分说明这一问题,作为普通人的王氏在办案人员不断介入的过程中,以及在作为史学家史景迁的不断挖掘过程中,才显示出她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也就是说,在权力之光到达之处,普通人的生活隐秘才得以“昭雪”。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强调往往遮蔽了所研究之物的其他面相,阻碍了我们对记忆其他方面的关注,如记忆的伦理学问题,这既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误识,也是一个范式的局限。

  方慧蓉(1997)在做口述史研究中遇到了“无事件境”的窘迫。面对研究者提出的“诉苦”议题,饱受苦难的被研究者却“诉不出苦”来,似乎无话可说,于是,口述者和研究者都窘迫。这样一种发现,也是深深嵌入权力范式之中的。在土改时期,事件纷繁,为什么普通人的记忆却出现了“无事件境”特征?对于“无事件境”的命名,可窥见研究者的权力研究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对权力范式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命名,转而从生活的层次,对权力范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那些不依存于权力而展现的姿态,在权力范式下成为“不可见的”部分,而在非权力范式下,其可能展现出另一种记忆形态,暂且称之为“记忆的微光”,其地位之“微”与集体记忆及其权力观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其对于认识类似西村妇女自我与周遭世界的伦理学意涵具有重要意义。

  2、权力观的继续:一种对立视角的批判

  (1)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的虚假成分。在权力观下,存在着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的对抗性视角,在一些情况下,其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区分,笔者认为这样的对抗或者区分有时候是虚假的。在做知青记忆研究的时候,当提到“青春无悔”是知青的一个主流记忆模式时,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知青中的精英记忆模式?我们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事实上,也是在复制精英与民众(抑或所谓国家视野和民间视野)的对立立场。

  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明显受到所谓“常人视角”的影响。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认为他/她是站在了底层民众的立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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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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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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