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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

——论赵树理、张爱玲小说的两重文化向度

更新时间:2010-12-14 22:56:09
作者: 董之林  

  一个人不这样就有点难乎为情,这就如在长袍马褂的社会里面一个人不好穿短打的一样。” 然而到40年代中期,郭沫若终于发现了大众文艺切实的成果:“我最近算阅读了这两本意外满意的好书。我愿意把这两本书推荐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这两本书我希望能在上海重版,使它们更能够与向隅的读者群接近”。 郭沫若所说的“两本意外的好书”之一就是赵树理的小说集《李有才板话》,其中包括《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两个短篇。读过这两本书后,郭沫若“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不仅称赞作品“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样的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宏大了”。

  他对赵树理的“通俗小说”有一番解析:

  大约是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思吧,书的封面上是有“通俗小说”四个字的标识的。作者存心“通俗”,而确实是做到了。所写的是老百姓自己翻身的事,人物呢连名字也就不雅训,如像铁锁、冷元、白狗、二妞之类。然而他正是老老实实的人民英雄。实践的进行,人物的安排,都是妥贴匀称的,一点也不突兀,一点也不冗赘。

  作为新文学潮头人物,郭沫若马上觉察到赵树理小说“最成功的是语言”。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这样的语言,“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文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的,不像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对比赵树理小说的“自然”,郭沫若接下来是对章回体旧形式,比如“有诗为证”四六体文赞之类的批评,也是对“旧瓶装新酒”写作方式的一种批评。他形象而风趣地说,如果把现实提倡的大众化,向传统学习,只理解为对这种旧形式的挪用和照搬,无异于“再在我们头上拖一条辫子或再叫女同胞们来裹脚” 。

  郭沫若由此揭示,赵树理借鉴传统形式的关键不是“旧瓶装新酒”,不是为新内容“拖辫子”或“裹小脚”,而在于小说家写作的出发点。与新文艺作家的大众化写作试验有很大区别,那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赵树理“存心‘通俗’”。即传统小说家对世俗人生的态度。他们不是自外于生活的旁观者,也不是高高在上、俯视凡俗的传道者,他们本就是世俗生活一分子;不仅如此,还特别能从世俗生活中发现趣味,觅见人生,是善于观察、采撷并描摹人生意绪的高手。对于赵树理来说,与这种传统相关,与“世俗”相匹配的,是他安身立命的农村和农民生活,还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直到《“锻炼锻炼”》等一系列“存心‘通俗’”的小说。

  《小二黑结婚》讲的是抗战时期,由于边区政府作主,两个农村相爱的青年克服落后势力喜结良缘的故事。故事内容说来简单,但叙事绵密的功夫却是第一流。现代小说对人性破解的新意,也在“密针线”的细节中见出精彩。说到三仙姑不想把女儿小芹嫁给小二黑:

  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古人说:“画鬼魅易,画狗马难。”因为“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狗马为人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责。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如果作品使人读来十分不合情理,那就像“活人见鬼,其兆不祥” 。即作品不会成功。三仙姑在小说中如同戏剧里的丑角,但对她的想法和作派,赵树理都写得合情入理,一点也不夸张、乖谬,连后来她认栽服输也写得丝丝入扣,使这样一个看起来不会承认错误的人,认错过程十分自然: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三仙姑)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面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岁,擦着粉,穿着花鞋。临近的女人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后来区长给她讲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和小二黑结婚完全合法。三仙姑在“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三仙姑认错,法律和婚姻自主的道理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区长院子里,听众人议论,她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也感到很难为情。原来她对这一点并不自知,以为青年们常到她家来是迷恋她、而不是为了小芹,却忘记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时光不饶人,当初迷恋她那些“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这回成为众人笑柄使她终于明白,与女儿小芹争夺小二黑是争不过了,从围观人的议论便可以想见,像小二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喜欢一个打扮怪异的“老太婆”呢?一个过气的人物,却长期生活在年轻时无限风光的幻影里,就像她“擦着粉”衰老的脸和脚上的“花鞋”,既不合时宜,又令人可悲可叹。

  

  四

  

  小说家能否从世俗中觅得人生趣味,由此生发新意,使小说从历史陈规中脱颖而出?对此,鲁迅早在1920年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就有重要发现。他从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传奇,宋话本,明小说两大主潮,一路演化至清代的“人情小说”,鲁迅说《红楼梦》: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重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在鲁迅看来,《红楼梦》完全摆脱才子佳人小说“旧套”,而续接明代《金瓶梅》表现“世情”的一脉:“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时人只当是“淫书”,鲁迅对此不以为然:“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至于“世情”的文学表现,“主意在述市井间事”,即贴着当时日常生活:市井间相互交际、流言蜚语,家务上叔伯斗法、姑嫂勃谿……这在《金瓶梅》是写西门庆“一家的事迹”;在《红楼梦》又是写钟鸣鼎盛之家,即大家族的日常生活。所谓“写实”,并不是作品与作者身世可以一一对应,故事和小说毕竟是虚构的。但小说对于“市井”社会风情的再现,以及作者对世情“极洞达”的观察及其合乎情理的描写,才是“写实”真正的含义。鲁迅认为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于此不顾而“欲别求深义”,也就无以得到古典小说“转成新鲜”的真谛。换句话说,《金瓶梅》能“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小说的哲思是作家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描写中生发出来,而不是由外部理念强加给小说的。

  这种文艺观点在鲁迅是一以贯之,及至鲁迅去世前的文字,也体现出传统小说艺术观念的影响,以及他对传统小说艺术价值的肯定。但对于正在经历八年抗战的文艺家、小说家来说,这段历史已经十分遥远。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抗战文艺、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文坛上旗帜变幻,硝烟弥漫,到《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问世,人们似乎已看不到它们与传统的联系。最明显的例子,延安时期把赵树理小说仅仅说成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成果,因此代表了“工农兵文艺方向”,这样的观点十分盛行。“‘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 “《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这一部优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风’运动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养上会有怎样深厚的影响” 。尽管赵树理小说产生于当时的背景,也带有环境的影响,但那种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读解方式,却忽略了抗战时期大众文艺背后,鲁迅所揭示的,小说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创作取向之间,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深刻的精神联系 。

  并非完全巧合,1943年10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张爱玲的《金锁记》几乎在延安和上海两地同时出版。这是两位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观念完全不同,个人处境也完全不同的作家。当时赵树理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干部,在山西辽县(即左权县)调查审理“一桩村干部迫害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并将男青年打死的事件”,根据调查材料写成《小二黑结婚》 。小说出版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次年二月再版,短时间内行销达三四万册,盛况空前。同时,许多农村剧团将其改编为戏曲,成为抗战时期根据地最流行的戏曲剧目之一” 。张爱玲则刚从香港回到上海,以“卖文”为生 。1943年,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在《万象》发表,她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 。尽管赵、张二人所描写人物、事件十分不同,但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统摄力却无所不在,他们的作品都鲜明地表现了贴近世俗的小说方式,并在抗战形势下,在抗战与传统的相关逻辑中,展现出各自独有的艺术才华。因此,当赵树理的小说开始被看作专搞“噱头”的“低级通俗故事”的时候,张爱玲阐述自己小说观念的话,似也可看作回护赵树理小说的某种理由:

  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她接着对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战争与和平》加以比较,发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在这里,“故事”与观念或“主题”先行的小说结构明显不同。观念先行的文学,就像旧小说善恶因缘一类的套路,难让读者“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而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让故事自身去说明”,这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因为那些“一寸寸都是活的”生活故事,才浸透了现代作家“我思故我在”,强调个体经验和个人感受的“现实主义”题旨 。

  

  五

  

  日本学者竹内好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的见解。他敏锐地觉察到由茅盾和赵树理分别代表的现代文学两种路向:“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 竹内好所肯定的“赵树理的新颖性”,与那种以一种理论框架结构新小说的现代文学观念十分不同。因为从那种现代文学标准来看赵树理的小说,读者看到的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混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小说”?就像张爱玲说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竹内好认为,这正是“赵树理小说新颖”的特点。竹内好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对指责赵树理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看法进行反驳:“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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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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