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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接过蔡定剑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

更新时间:2010-12-07 17:37:34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位学友问我:民主到底是什么?我回答:民主是一种制度,民主是一种精神,民主是一种生活。学友接着问:何以民主是一种生活?给不出满意的回答。迷茫之际,蔡定剑先生大作面世,书名就叫做——《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阅读一过,确有振聋发聩、拨云见日之感,赞叹不已。

  蔡定剑先生颇有些特立独行。旁人是“学而优则仕”,他非要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2004年初,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四十八岁之际挂冠而去,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宪政研究所。

  这位体制内的笔杆子,1956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大塘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守卫福建海防前线。蔡定剑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改变自己人生曲线的老人——邓小平,1969年秋被疏散到距离大塘不远的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寒来暑往,这位老人,在南昌陆军学院通往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那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漫步遐想达三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践踏人权,这位老人,有着切肤之痛。

  一九七九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院路41号,狭小、破败的校园,激荡着一代人独有的书生意气,江平先生曾经称赞蔡定剑,属于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那位曾在蔡定剑老家劳动的老人,力主恢复高考制度,大学校门,开了那么一条缝,就有那么多的种子选手脱颖而出。回首往事,作为宪政学大家的蔡定剑,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蔡定剑极有可能属于委托培养的学生,1982年毕业之后的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1986年被调配到全国人大秘书组,亲历亲见中国艰难的法治路途。1983——1986年间,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感受老辈的操守。

  长期在全国人大担任秘书的蔡定剑,不满足于机关工作的办会、办事、办文,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地钻研法学,成为独具风格的体制内少有的思想者。可以说,蔡定剑的综合优势,比较突出。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僚,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变革体制的激情。但是,蔡定剑的著述,也存在一份深深的无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先生坦承: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

  历史进入二〇〇〇年之后,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呈现错综复杂的生态;二〇〇三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收容制度被废止,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权元年。

  正是在二〇〇三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的冲突,蔡定剑实在难以弥合,下定决心,回归母校,教书育人,传播宪政文化。蔡定剑的独特经历,使得在角色转换的时候,难免出现尴尬局面。政法大学论坛,听过蔡讲课的学友,觉得蔡先生讲课比较沉闷,言谈举止具有官员的风度。

  令人惊异的是,回到母校后的蔡定剑先生,秉持批判精神和建设眼光,出现井喷。针对层出不穷的宪法事例,撰写大量时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思想明晰,见解稳健,可圈可点,拍案叫绝,《夜阑烛火集》,就是这些时评的结晶。还有大量的文稿,不能见诸报刊,这让蔡先生非常郁闷。

  二〇〇八年,蓦然回首,改革已经三十年。三十而立,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反思改革,推进改革,已经没有办法“不争论”了。改革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如何批改中国三十年改革所交的这份独特的“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早在二〇〇六年,学术界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反思。经过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特色”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相反,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不断“普世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属于骑墙派,改革成就是由“特色”和“普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蔡定剑先生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不能倡导宪政理念,发育宪政文化,提早确立宪政的制度安排,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难以解决,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

  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

  蔡定剑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些年,“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很少听到了,但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升级版——“特色论”和“国情论”,依然在政界和学界有着较大的市场。《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中,蔡定剑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殊国情论”,并且俏皮地反问:国情有那么特殊吗?

  民主作为伟大制度,并在二十世纪迅速扩展,决非偶然。民主作为宪政的制度安排,驯化统治者,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面,公民的人权才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并且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纵观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稳定,才是真正具有根基的。中国国情再特殊,公民谁不愿意追求具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呢?

  主张国情特殊的学者,对民主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挂在嘴边的理由,那是现成的:地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特别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素质差,一旦实行民主,还不乱套?

  一般学院知识分子,喜欢掉书袋,自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精英意识,缺少底层生活的调查研究,就拿不出具体的思路,应对特色派学者。蔡定剑在全国人大期间,对农村的基层选举,怀有极大的激情和兴趣,进行田野调查。通过观察,蔡定剑明晰了鲜活的农村政治原生态,真切地体会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底层民众迸发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热忱,深切感染着蔡定剑,白发飘飘的百岁老婆婆参与投票,盲人让老乡们抬着来到村部,发表竞选演说,若不是亲历亲见,谁能相信?

  这些农村基层选举的事例,印证了蔡定剑的假设:选举与文化素养没有关联,而与利益具有最大的关联。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农民就会投谁的票。作为一个理性人,农民连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都不知道,岂非咄咄怪事!

  既然被特色论者瞧不起的农民,都掀起了政治参与的热忱,那么,特色论就少了一个理由。特色论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蔡定剑分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普及。而且,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也是民主国家。既然如此,那么,民主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有些学者,热衷于宣讲新加坡经验,蔡先生看来,新加坡的法制固然严明,经济固然发达,但是,那种威权主义没有多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蔡先生看好印度,种族、宗教、信仰、语言众多的印度,独立之后,实行民主制度,尽管,没有出现经济奇迹,贫富分化严重,但是,民主使得印度产生高度的国家认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作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升级版本,值得认真读一读,毕竟,向往民主生活,是大家的共识。

  小稿对蔡定剑先生,只是表达一种同情的理解,而对民主的体悟,力有未逮。2010年11月21日,打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看到为蔡定剑先生祈福的标题,简直不能相信,蔡定剑先生已经癌症晚期,处于弥留之际,不觉大恸,方兴未艾的宪政事业,亟需具有深厚素养、性格平正的先生。

  先生却在存亡绝续之秋倒下,未及看到宪政的实现,实乃憾事!

  纵使世间不能留住先生,蔡先生一生为宪政而奋斗,虽死犹荣!晚辈理应擦干眼泪,继承先生的志业,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踏着蔡先生的足迹前进!

  试看未来的中国,必将是宪政的国度!

  

  (2010年11月22日,书菜楼,删节稿刊于《新京报》2010年11月24日,题目为《蔡定剑,思想者“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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