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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禄: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更新时间:2010-12-02 22:44:36
作者: 杨银禄  

  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363页)

  

  二、为谢富治流泪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

  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就很高兴:“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张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4个至6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过了三天,谢富治亲自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谢富治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同时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又请谢富治在17号楼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的时候,谢富治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流泪了。

  江青给谢富治精心拍摄过一张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谢富治得到照片时,非常高兴地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开谢富治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也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公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三、为陈景润流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3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未定稿《杨银禄谈江青》。作者曾于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机要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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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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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记忆》2009年1月11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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