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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天下为公”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10-11-25 21:33:07
作者: 赵军  

  

  中国社会改革在90年代必定要因应着世界政治布局的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变。在以国家整体利益进入世界政治经济角逐的时候,民族主义成为重要的谈论话题也实在不是什么超前、迫不得已或危言耸听的事情。民族主义必定成为题中之义,而高举正确的民族主义大旗,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必要抉择。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有三个源泉: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它以“天下为公”为其核心与灵魂;二是近现代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传统,它和使中国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崛起的双翼;三是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的成份虽然颇为复杂,但民族利益、追求正义和道德规范应该是可以被人们确认的真正的价值。

  中国民族主义在三大源泉哺育下走过了百年历程。它产生了三个结果:一、全民族高度团结和凝聚,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之后都有过辉煌的表现;二、国家完整,基本保持了统一,即使今天两岸尚处在分裂状态中,但国际政治形象的统一并没有被打破;三、人民的道德水平、精神面貌一度迅速提高。

  从三大源泉和三个结果来看,中国现当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危害国家的洪水猛兽,而是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是中国现当代和未来的民族主义呢?一言而括之: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人民道德。这三者就是我们所要抉择的“民族主义”。很明显,用“天下为公”四个字,足以概括完整。

  有人担心提倡民族主义会造成民族大家庭的分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提倡的民族主义,他所理解的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到位的民族主义。

  我们提倡的民族主义恰恰是反对分裂的、使全民族高度凝聚起来的民族主义。主张分裂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会具备我们前述的三大源泉,而只要是三大源泉哺育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一定不会是人们所担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由三大源泉哺育起来的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三个现实基础:一、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动摇之基石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雄厚的综合国力,它使一个民族有能力处理内政外交和面对危机;三、道德认同所必然会带来的精神因素——是这一点而不是改革开放后偏于利益驱动的社会心态。我们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信心正源于这三项现实基础。而我们要努力弘扬的也正是它们所自然生发出的形而上观念——国家意识、综合国力观念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离开三大源泉谈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无源之水;离开三个现实基础去谈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无本之木。

  从这些角度出发考察中国现当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会意识到民族主义问题恰恰是中华民族自身能否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检视。我们把这个命题不妨换一个角度,或变一种说法,即当我们关心民族主义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关心中华民族内部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的这种内视性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特征,它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最正宗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国人谈论民族主义和西方人谈论民族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外侮入侵时才是向外的,而民族主义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只是近代以后才有的现象)都是中华民族整合自身的自然的表达,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表达。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论民族主义,不是要讨论,或不是着重讨论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尽管我们的民族主义必定包含这些方面。我们谈论民族主义,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关注中华民族内部自身的整合问题。自身的问题如果与三大源泉相联系并得到解决了,国际地位问题才有讨论和争取的资格。而三大源泉正是规定了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是必须关注国内问题的。譬如以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些状况,这些状况由于不是“天下为公”的思路而导致全民争利和各自为政,民族的分裂却恰恰以此为滥觞。在中国文化中“竞争”不代表主流,而“团结”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一,所以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本着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去制订经济活动中可能引起竞争的政策,而把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划入道德与良知的范畴。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确是在自身整合、解决内忧中发展起来的。外患是刺激民族主义高涨的另一原因,而外患本身已是“内忧”的一个结果。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征服中国时,就首先看中了中国处在深重的内忧之中,他们认为内忧使中国民族主义来不及觉醒。日本人的这种判断使他们有了一份《田中奏折》。不过,这种判断却被证明了是大错特错的。中国困于内忧之日,恰恰是民族主义生长之时;无数爱国志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之日,也正是中国以“内视性”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崛起之时。所以,当日军侵华战争发生后,日本人发现中国早已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未及觉醒”的国家。

  整合国家和整合世道人心,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关心的两大主题。国家江河日下,世道人心分崩离析,就需要有民族主义者去澄清寰宇、扭转乾坤。因为当一个国家弄到不可收拾时,当世道人心分崩离析时,民族主义的胜利是远远谈不上的。历史只提供这样的证明:真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高涨的时候,就是中国从失败、分裂、动荡、弱小,走向胜利、统一、稳定、强大的时候。真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展示辉煌的时候,应该是中国出现了政治家的道德人格和全社会的政治清明乃至达致伟大国格的一以贯之的成功。

  从民族主义角度检视我们社会自身的时候,基本检视标准大概包括:1、统一还是分裂;2、有道还是无道;3、有序还是混乱。 三者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我们社会健全与否的根据。而在今天,它们的现实性还使人感到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分裂的危险不仅来自台湾和西藏的流亡分子,它也存藏于地区差别带来的社会心态失衡,和部分民族地区被经济狂潮刺激起的利益心态上。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也不断地发生在中央集权削弱时地方向国家政治一体化挑战的现象。我们说的“统一”就是举国的政治一体化,连这点都没有,国家就瓦解了。没有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不管一些朋友提出未来中国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政制的社会,如果丧失“政治一体化”,中国就只会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牢牢把握“政治一体化”这个理念,是中国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首先必须清醒坚持的作为。第二个问题“有道和无道”是从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因为“政治一体化”是道中大道,离开“政治一体化”,国家就要走上歪道。解决了“政治一体化”问题,端正了社会生活的方向,以“天下为公”的观念澄清一些是非标准问题,国家生活就走上了有道的正轨。中国不仅要追求强大,而且首先要追求伟大。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首先要有伟大的道义精神。道义精神是伟大国家的灵魂,也是民族主义的灵魂。

  解决了“政治一体化”问题,确立了“天下为公”的道义理想,作为文明的最高表现形态——人类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可以根据轻重缓急调整社会生活的秩序,通过政治的、财政的、税收的、法制的手段,使社会生活恢复井然的秩序。

  一个民族在选择它的政治方向或确立一种主义时,有两种参照系可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是利益参照系,任何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大概都不能不考虑利益原则;另一种是理想参照系,它揭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也揭示着文明进步的方向。也许在我们为本民族的民族主义定调的时候,明白这两个参照系(两种原则)的关系和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孔子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自然先是足食,后是足兵,然后是精神教化;而如果三者必得有弃有择时,先去兵,后去食,而精神教化却不可以丢。这是一种中国的可逆性思维,也是中庸思想运用的范例。借用这个范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民族主义首先要建立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其次是确立理想原则。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只能择其一时,我们将坚持理想原则而舍弃利益原则。这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品格。因此也可以说,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方向是同一的东西。

  我们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内视性谈到了民族主义的理想原则,又从理想原则谈到了民族发展方向,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是立足于解决自身问题的民族主义,说彻底一点,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扩张性的、以他民族为利益对立体的民族主义。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人之立身行道当以自我完善为前提一脉相承。主张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人,应该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是能够带领全民族去殉我们祖先开创的伟大的王道事业的人。

  当前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迫切性,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民族主义在国际上是已成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具有爆炸性,是因为当今许多地区纷争都以“民族主义”为旗号,不用说,那些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只会站在本民族立场上,而绝不会有中国文化“天下为公”的胸怀。中国民族主义给予世界的贡献正在这里:它告诉世界,如果以纷争作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那么这将不是一个上帝的世界,而是一个狼群的世界!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民族主义的精神积淀与当前中国社会治乱关系问题。

  我们已经确认,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内核是“天下为公”,使我们民族凝聚起来,建设有伟大道义精神国家的基础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民族主义今天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第一,它必须确保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政治一体化和统一的含义是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治理、有效实施关于社会生活方向的指导。第二,它必须提倡和维护社会道义,道义的含义是要建立一个尊崇道德、反腐倡廉、健全法制与监督、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第三,它必须建立一种充满古代生活理想的社会秩序,秩序的含义则是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最终目的是,“天下为公”的民族主义要为继续中华民族的传统和道统而奋斗。这是一句比较抽象、笼统的话,但一切以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为己任的人们——先知和后知者,都一定会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份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真正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对人类能尽自己的责任、能作出自己贡献的民族。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的民族主义开始达到了自己伟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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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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