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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苏联范式”批判

更新时间:2010-11-24 12:29:19
作者: 樊纲 (进入专栏)  

  从而能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商品交换问?quot;。

  这种在旧范式内部进行的"修正",一方面,具有很强的"考据"的味道,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从经典作家那里找到理论依据上面,另一方面却由于力图把一些概念定义的适用范围一般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种理论或一种范式形成的历史条件与制度条件。比如,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特殊社会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又比如,斯大林把"交换"排斥于"对象"的定义,有他的"时代背景":他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至少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为它们在易手过程中,只有"形式上的交换"而没有改变所有者,这从逻辑上说其实是正确的,符合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的定义和商品交换的定义;而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在通过"分配"来实现,因此把交换归结为"分配"("资源配置"也是一种分配),不仅是当时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应,而且这在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为了论证实行商品交换和"引入"市场因素的必要性(当时人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把交换单独列出虽然无可非议(这其实只是一个定义问题),但这仍然不能论证公有制内部也可以存在商品交换或事实上存在着商品交换(只要想想我们在没有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时候,不管如何叫喊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仍然发展不起来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了);相反,如果进行"同一所有制内部的交换也是商品交换"的论证,在逻辑上反倒是成问题的,因为这已经违反了经济学(无论是那一派的经济学)历来对"商品交换"(物品所有权的转换)的定义。(当然,在此我们不否认在当时,在"苏联范式"仍然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将"交换"引入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发展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在实践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历史功绩。)

  其实,作为实证性的公有制经济理论,真正需要论证的是:在公有制这个大前提下,人们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相互之间必然具有怎样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事实上如何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收入(无论是货币形态的收入还是归结为实际物品的收入)的分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应该怎样"的问题。

  

  三、所有制问题

  

  "苏联范式"在所有制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虽然它表面上也承认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的"基础",在经济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上述命题只有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与问题的时候才是适用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则只被用来证明其优越性,却丝毫看不出它怎么被用来解释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不是所有制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认识"的问题,"素质"的问题,或者,"旧社会残余"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也会存在并也需要解决,但是,既然承认所有制关系是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又怎么能一遇到问题却都与所有制无关,并旦总是试图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来解决各种问题?在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宣称"所有制是不重要的",表现出了"苏联范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

  苏联范式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另一个特征是:从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这一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同志式地协作"(不好好协作是"旧社会残余"),同时由此轻易地假定(推导出)每个人都能够关心资产(生产资料)的效率与资产的增殖,都能从对资产的占有中获得利益,而且能对其负起所有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人们作为经营者和劳动者所自然要负的一份非所有者责任),因而在这一范式中不存在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利益冲突,不存在经理、工人的特殊利益与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冲突。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导致至今许多人在进行"体制设计"时,都不懂得需要"防备"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包括劳动者和管理者)利用各种机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一厢情愿地以为人们在不负所有者的责任的情况下会积极地防止资本亏损和促进资本增殖,从而相信只要"放权"就能解决经济中的问题,而不考虑如何"监督"资本的使用、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和这当中"监督机制"和"监督成本"又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这是继续把如何实现所有者的特殊经济职能的问题,排除于理论视野之外。

  中国经济学界对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同样是由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冲突引起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并不是象苏联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和谐,发现人们并不象理论上假定的那么关心资本的效率,于是所有制的问题便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向原有的理论命题挑战。无论怎样有人认为"所有制是不重要的"或反对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作文章,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仍是所有制问题。开始认识到我们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与所有制相关,开始突破"苏联范式"在此问题上的教条,这应该说是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的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就之一。

  促进这一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试图解决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能够"引入市场因素"、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解决市场能否与公有制相兼容这一难题。显然,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上一小节中我们已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商品交换与市场机制并不难,因为这只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不应该是"--这是人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而是还存在着或可以存在着各自独立的集体所有制(现实中是否独立,是一个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存在着其他所有制成分,就可以了。正因如此,那些要求通过实现所有制多元化、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来发展市场经济的论述,在逻辑上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论证全民所有制"内部"也是或也"能够是"商品交换关系,论证"国有企业"也能够真的象市场行为主体那样"自负盈亏"(不仅要负盈,更重要的还在于要能真的"负亏")?最初当我们经济中价格扭曲的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人们以为只要企业能有自主权、实现自主生产与自主交换,为市场而生产,然后由它们之间的交换形成一套市场价格就行了,就算是"引入市场因素"了;但到了后来,当价格管制初步取消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才发现:市场经济原来不是有了一套价格就行了,而是还要有"主体",有了"市场主体",才能在真正的交换中"议出"一套反映真实经济关系的价格,而没有"主体",或者只有一些"假的"市场主体,不仅价格(既包括产品价格,也包括各种要素价格)仍会以另外的方式被"扭曲",而且价格机制的作用事实上是会非常有限的,仍不能真正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有相当多的人把目光引向了所谓的"劳动力所有权"问题。这方面的讨论当然首先是为了研究如何改革传统的劳动工资制度或分配制度,研究如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为人们提供更大的"激励"。但从有关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一讨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个"潜在的"理论考虑是:由于要论证公有制基础上存在商品交换,在逻辑上很难不违反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定义,于是有人就想通过"理论创新"出一个"劳动力所有权",用劳动力所有权的交换和劳动力是商品,来论证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只要在产品的交换当中体现着"劳动力所有权的交换",由于也有"所有权"的交换,那么就可以说这种交换是商品交换。这是一个典型的对旧范式进行修补的作法。但是,首先,任何经济学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否定个人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对奴隶社会的情况有不同的解释),只是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是否是商品、是否会发生"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人们的论述有所不同罢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因素;其次,用劳动力所有权的交换来论证的"商品交换",仍然无法推翻经济学中用物品或财产所有权的交换来定义的商品交换的理论,而只不过是用另一个定义来取代("偷换")一个已有的定义(此外,有些人还用"等量劳动交换"来论证商品经济,但是,在这种"价值的交换"中,双方既无所失也无所得,因此还是要回到物的交换、回到物的所有权的交换,才能说明商品交换)。

  劳动力所有权理论的另一个"潜在的功用"是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试图通过论证这种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之一是某种形式的股份制)本质上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的办法,来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并由此论证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历来存在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它是否就等同于"公有制"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可能并不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实践中可能更不重要。重要的仍然在于:无论是劳动者个人所有,还是劳动者共同所有,还是劳动者与所有者相分离,经济中终究还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利益和两种经济职能:即作为劳动者的特殊利益与职能和作为资本所有者的特殊利益与职能。如果经济学家关心的真是效率的话,那么,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使这两种利益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又如何使两种职能得以有效地发挥,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促进资本效率的提高,真正实现所谓的"内涵式发展")。所以问题在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和"建议",是否有利于这些"真正的问题"的解决?

  

  四、价值--价格理论

  

  价值理论是任何经济学理论中最基础的理论内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和排斥现代经济理论多年发展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日益成为一种"封闭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论体系,从而越来越难以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无法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当年对经济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一项贡献是他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中,明确区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然后明确地用"劳动",也就是人类在生产一切有用物时所付出的成本代价(一切人类付出的代价,最终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而转换为人类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是历史上发生的还是刚刚发生的,也无论这种劳动是"低效的"还是因技术进步而变得十分"高效的"),来解释"价值",而将"有用物"对于人所提供的"有用性",定义为"使用价值"。同时,他把"交换价值",或者说用货币单位表示的交换价值?quot;价格",理解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苏联范式"的倡导者,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忽视了他的"交换价值理论",并因此而忽视了作为"交换价值"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之一的"使用价值"在决定"交换价值"(价格)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范式"的教条主义和封闭性在于,它非马克思主义地认为经济理论完成于(停止于)马克思。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即使在基础理论层次上经济学也没有停止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在19世纪晚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思也是"西方经济学?quot;)以"效用价值论"的形式,进一步拓展了"使用价值"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最初形成时的缺陷在于把"效用"(utility,也可译作"有用性")作为决定价格的唯一因素,但是,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下,"效用价值论者"事实上发展了关于使用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中的所谓"效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使用价值的抽象与概括,它事实上相当于马克思体系中的"抽象使用价值"(当然,马克思当时并未使用这样的概念);正是这种"抽象使用价值"概念的抽象性、统一性,使得人们可以对使用价值的量的大小,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而这是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中都没有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概括出了"抽象劳动"的概念,而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从各种具体的使用价值中概括出了"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的概念;古典经济学中的混沌的"价值"(交换价值),在19世纪中叶以后"分裂"为"价值"与"使用价值",并分别归结为"抽象劳动"与"效用"。无论当时人们在发展不同理论的时候具有怎样不同的社会实践动机或"伦理动机",科学理论在这种"分裂"与"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拓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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