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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掠夺现象”

——关于“货币的制度主义”

更新时间:2010-11-23 09:36:33
作者: 方绍伟  

  

  2010年底,中国大陆的物价上涨已经接近疯狂。如何理解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这种物价上涨是不是通货膨胀或货币增加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又是什么?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吗?

  

  美国“货币学派”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说这话的时候,针对的是政府企图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他的观点很明确:物价上涨是因为货币供应增加,不是因为石油或工资上涨;通货膨胀在短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将导致物价上涨;控制物价上涨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

  由于弗里德曼“教父级”的权威地位,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上,人们干脆把他的观点简化成:“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判断的真理性质,其实仅局限于“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上的对立上,例如弗里德曼与保罗·萨缪尔森的政策对立。常识的优点是简洁,但代价却是背景和学术含义的舍弃。

  为什么?难道“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观点的背景,还涉及经济和经济学的性质,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和经济学的性质”是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的。

  现实经济的本质有三个层次:实物经济、金融经济、制度经济。一般人和一般的经济学家,都只在实物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层次上谈论经济和经济学。但是,经济和经济学最本质的层面却是“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是经济行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当“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说“只有货币最重要”时,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说“只有财政政策最重要”时,“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却说:“只有制度最重要”。

  有人说,研究不同学科的人不要“越位”,经济学家最好只谈“民生”不谈“民主”,政治学家最好只谈“民主”不谈“民生”,大家各司其责,以免节外生枝。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幸只是一种“肤浅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研究“制度经济”,他实际上就只是一个“餐馆剩菜打包的利弊分析”之类的经济学家。

  

  2,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

  

  在研究“制度经济”的经济学家看来,通货膨胀绝对不是一个货币供应的“货币现象”。更准确的说,“货币现象”只是通货膨胀的表面,“制度现象”才是通货膨胀的本质。

  道理很简单,首先,现代的货币已经告别了黄金白银的时代,它是一种国家政府强制发行使用的“法定纸币”。其次,货币不会自己发行使用,货币是国家货币当局的决策者、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进行发行使用的;支配货币发行使用的是制度规则,货币发行使用的逻辑体现的是制度规则的逻辑。最后一点,货币决策不是一种“中性决策”,货币决策也是政府的一种政治决策,任何政治决策都不可能是“中性决策”,任何政治决策都在反映制度的偏向和特征。

  就拿美国来说,“美联储”最近宣布将在2011年6月之前从公开市场上买入6000亿美元的国债,并将把近3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收入投入购买国债,联储资产负债中的国债总额将因此翻番。“购入国债”是“降低短期贷款利率”之外的增加美元供给的基本手段,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大规模“购入国债”是在“短期贷款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近两年“购入国债”的规模竟然已经是前90年的两倍,这还不算两年来因“救市”而购入的1.5万亿元美元的抵押债劵。所有这些在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此,美国的广义货币投放已经超过了8.8万亿元美元。

  “美联储”号称享有充分的独立决策权,堪称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和社会舆论之外的美国第五大权力主体。但是,“美联储”的问题不是“中立”,而是对谁“中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等于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约束的“世界中央银行”发放出来的货币。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加印美元的“货币现象”当然就不是什么“货币现象”;所谓“美联储”的“中立”,对持有近万亿美国国债的中国政府来说就不是“中立”的了。很简单,没约束的货币权力必然是要被滥用的权力,通货膨胀的贬值效应是国际间财富转移和掠夺的手段。

  “货币主义”的信条,已经使“美联储”在运用调节货币供给的“单一规则”上早就驾轻就熟了。可这回它就不怕通货膨胀将导致长期的物价上涨吗?不怕。通货膨胀其实是一种“预期的游戏”,现在美国人的预期不在物价上涨,而在就业的外移和因此造成的失业上升。一年来美国的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但这次复苏却不幸几乎是有史以来最疲软的一次,为什么?因为全球化,因为“就业外移”,因为中国的竞争。明明是个人、公司和政府三个层次的购买力和偿还力问题,“美联储”硬把它当成一个“流动性”问题来治,因为就业在美国也是最大的政治,财政政策则由于赤字和债务规模而受限制,加上中国不动汇率,“美联储”就必然要动货币供应。

  加印货币就是生产“借条”,可美国现在不怕往外打“白条”,不怕还不起债。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其实就是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现象”。“政治现象”是正面,其背面就是“掠夺现象”,因此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掠夺现象”。

  

  3,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

  

  美元的通货膨胀在国际间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货币贬值的水平会超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水平,加上中国汇率的上升,美元换回的人民币越来越少,中国人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外汇储备就将“双重缩水”。在美国国内,贷款机会相对均等,所以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还不太明显。可在中国国内,门道可就完全不同了。

  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的“金融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稀缺”。简直不可思议,近3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居然还会“资本稀缺”?事实的确如此,企业家们都知道什么叫贷款难,什么又叫融资难。

  在中国,贷款能力不看贷款信用,看“贷款门路”。都说“无奸不商”,生意人不讲信用,因为中国经济本来就不是“信用经济”,中国经济是“门路经济”,“门路经济”讲什么信用?正是这个“门路经济”使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巨大的“非中性掠夺效应”。

  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正面结果,背面的结果是财富转移和财富掠夺。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首先是通过“贷款门路”膨胀出来的,除了新就业者得到好处外,“贷款门路”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水平”的不平等,这就是俗话说的:“人脉就是钱脉”。“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则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特别是对“离退人员”和“低贫群体”而言,这就是俗话说的:“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强调“生产力水平”,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强调“破坏力水平”,我则在“贷款门路”和“制度经济”中强调“分配力水平”。中国人搞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稀里糊涂,从来都搞不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大。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理论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在现实中,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谁有“关系”,谁的“分配力”大,谁的“分配力水平”高,谁就能在通货膨胀中不怕“非中性掠夺效应”。

  “金融垄断”的制度安排和“贷款门路”的制度文化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政治掠夺现象”,在中国,通货膨胀的货币决策就决不可能是什么“中性决策”。我们中国人在区别“愿望”和“现实”上似乎存在一种本能的困难,除了通货膨胀的“中性愿望”和“非中性现实”之外,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要归因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认为“三个代表”是“代表着”而不是“要代表”。最极端的“本能困难”其实是在分清“愿望”和“本质规律”的区别上,例如,以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等。

  实际上,规律和本质说的应该是,只要你从富士康的10层楼上往下跳,你肯定只能跳到地上,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是“本质规律”。如果你能硬从10楼跳到了18楼,那万有引力就不是“本质规律”,你就可以说牛顿是疯子。也就是说,如果“中性决策”、“中性政府”、“三个代表”、“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等等都象所说的那样是“现实本质规律”,那么,“非中性掠夺效应”、“非中性政府”、“有时没有代表”、“有时没满足需要”、“有时生产力没解放”等等就不会出现。可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出现了,真的是“从10楼跳到了18楼”,所以这些所谓的“现实本质规律”都是骗人的鬼话。

   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是由中国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由于“要素市场”中的资本还存在“金融垄断”,土地还存在“产权障碍”,人力还存在“户口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仍然是扭曲的市场经济。

  

  4,通货膨胀与中国的经济未来

  

  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来就由于政府的“金融垄断”和官员的“政绩冲动”形成的“投资饥渴”而难以抑制,所以利率从来都不象“贷款额度”那样能有效地控制贷款规模。这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加大货币投放,表面上是一种决策失误,实际上却是一种释放“制度性货币冲动”的机会,并反映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有制度性独立的现实。从1978年到2009年,GDP只是原来的92倍,而货币规模却是原来的705倍,超发货币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常规。

  2010年9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广义货币M2=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达到近70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GDP达27万亿元,按照“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中国超发货币近43万亿元。2010年央行制定的M2增速为17%,但截至9月末M2增速达到了19%,GDP同比增长是10.6%。结果当然是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目标,新增就业超过900万人,全年有可能达到1100万人。与此同时,物价也就上去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一个“贸易和资本双顺差”的重大因素。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顺差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流通使用,政府为了外币换汇要投人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银行购买外汇形成人民币投放,所购买的外汇资产则构成银行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近20万亿元,增长了7.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即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例也由49%增长到121%,基础货币也因此扩大了2.6倍。“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自然也是非自由兑换的“金融垄断”和“强制兑换”带来的问题。

  过去两年的货币投放有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但若未来两年的货币增长回归到17%的设定增长目标,到2012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使M2/GDP的比例达到2.5,将远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仍将普遍存在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中。但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压力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并反过来强化了“贷款冲动”,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借钱的永远比储蓄的有利。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地缘政治环境也将随之恶化,中国30年来较顺利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可复返,考验中国政府处理“内外交困”能力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题在于,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选择都是“两难抉择”。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两难抉择”,物价上涨与增加就业是“两难抉择”,加息升值与热钱流入也是“两难抉择”,自由兑汇与金融风险又是“两难抉择”,提高汇率与出口创汇又是“两难抉择”,控制物价与市场调节还是“两难抉择”。当然,最大的“两难抉择”还得算政治腐败与问责民主的“两难抉择”。

  总之,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抢钱现象”;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掠夺现象”;控制物价上涨的唯一有效办法不是控制货币供应,而是改变控制货币供应的制度。中国需要的不是“货币主义”而是“货币的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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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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