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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事实评判与职业伦理

——就“汪晖教授涉嫌抄袭事件”答《时代周报》记者问

更新时间:2010-11-18 09:37:58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也是如今的学术批评还有些泥沙俱下的原因之一,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已不常见。有的论者习就惯于意气用事,搞哥们义气,敌友分明,非此即彼,如果是朋友有错,就来辩护;异己有错,就来攻伐。辩护也罢,攻伐也罢,都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事为中心,不是就事论事,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肯定要不得,既违背学术评论的宗旨,也完全同我们都期待过的法治精神相抗衡,是在不知不觉地充当人治的拥趸和帮凶,至少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与求真有关。严复就说得很清楚:“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谓自繇。”但林语堂在谈到中国国情时,就像是在泄漏国家机密,指出国人运用法律的随意性,他还说得挺生动:“一个中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人身上,如黄上校,李少校等。于是,任何与个人联系不紧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视黄上校、李少校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能成其为法律。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显然,如果我们都容忍和习惯于艺术性的司法,我们对法治的追求就是叶公好龙,中国的法治就毫无希望。如果学术批评也这样玩艺术,搞因人而异,只对自己的“对手”抓错,还落井下石,演绎和扩大别人的错误,只想把人搞臭,对“自己人”百般袒护,你碰我的人一下,我揪你的人三下,这些都是朋党式的做法,其实就是文革的做法,都很要命。学者作为理性人群的代表,作为“社会的良心”,既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人为地引发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如果互相对骂,打成一团,就只能是学府、学术与学人的斯文扫地,不可救药,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在今天,读书人的体面和尊严本来就剩下不多了。

  

  记 者:您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界如何建立相关的学术规范?

  

  郭世佑:该做的事和能做的事应该很多,在我看来,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不能把法规和制度停留在文本上,嘴巴上,无论是党派和政府,还是单位和个人,都要有实际的行动,只有少喊口号,多做实事,认真去做,才会有些实际效果,否则就是空谈,只有行动才是最后的审判长。二是任何行业的职业伦理都很重要,作为教师,特别是作为高校教师与学者,尤其要带头,没有任何理由搞特殊化。

  先说第一点,我们国家并不缺各行各业的法规文本,最缺的就是责任与实施,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一国之大,至今还是搞得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就与只说少做甚至不做有关。为了重建学府、学术与学者的尊严,各级学术管理机构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有章必循,有法必依。既然我们至今都在高呼“国际接轨”,那就应该像欧美国家那样,对学术剽窃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关于学术抄袭或剽窃的举报至少要像如今对校园的命案与游行举动一样,予以高度警觉,问题出在哪,就从哪里查起,及时启动调查程序,公布调查结果,自觉接受学界与媒体的监督,还被诬者或者指控者一个清白,给诬告者或者抄袭者一个处治,既不要沉默,也不要把话扯开,不搞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在这里,我倒是想劝一劝近代启蒙巨匠梁任公设坛过,五四干将罗家伦也掌印过的清华大学,先把喊口号的时间用来干点实事,先处理好一件件举报纠纷,干它十年八载再说,功到自然成,不要再忙于高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了,光喊也没用,连一些只听说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家长都已经不把它当真了。

  再说第二点,职业伦理是维系行业与社会正常运行,确保社会发展成效、增加国力的基石之一,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党政官员与公务员、人命关天的司法人员与医务人员、百年树人的教师,还有被称作“社会的良心”的学术群体,这些人的职业伦理来不得半点闪失,不能讨价还价。如果跳出汪晖先生涉嫌抄袭这个有待查证的个案,面对整个教育界和学界,我想说,我们不缺与等级制相适应的层层评比出来的“优秀教师”、“跨世纪人才”,不缺各级成果奖励,却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士人精神与明是非、懂规矩、知廉耻的君子之风,这很糟糕。也许我们从小都听父母提醒过,要讲诚信,不说假话骗人,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不做坏孩子。当然,说真话是要碰壁吃亏的好心的,父母就会改口说,那就不要犯傻,要学会保护自己,但有一点还是会强调: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个规矩不能破。长大以后,我们上了大学,甚至研究生院,成了国民,还不小心就做了大学教师和学者,还带研究生,还这个“导”那个“导”,我们也在教学生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一环扣一环,责任挺大,压力也大,不能有逻辑上的混乱。如果教师自己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或者虽然自己没偷,只是某个朋友偷了,却千方百计为朋友辩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些做法都很不合适。作为教师,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幼儿园的阿姨,既不能做大盗,也不能当小偷,如果把别人的东西偷来,装成自己的东西,至少就是诚信的问题,就很难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就很严重。教师不仅自己不能偷,也不能纵容他人偷, 否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义” 。一本《孟子》谈与“义”与 “仁义”有关的词就多达108处,孟夫子就很在乎它,他还号召学生“舍生取义”呢。他强调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的立场是: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如果我们完全违背孔夫子孟夫子的教导,就很难有脸面和底气去教学生,更不用说为人师表了。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H.B.Adams) 却提醒过我们:“教师的影响是永恒的;无法估计他的影响会有多深远。”

  师表不做也罢,在我看来,即使只做学者,那也麻烦。无论什么专业,求真就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既要忠实于自己的研究资料与论证过程,也要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如果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且不说法律是否允许,只要有“偷”的念头,恐怕就错了;如果谁有偷的行为,偷多偷少的问题需要技术鉴定,但偷的行为本身至少属于是非问题和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用量的多少来冲淡对质的警觉。如果真的偷了,查处就比沉默更省事,道歉则比辩护更管用。即便是过失犯错,那也是错,作为当事人,也不妨先认错,再改错,个人的面子并不比职业与社会的支柱诚信更重要。如果是学术异己,既不必对别人落石下井,往死里打。《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我看这句话对争论的双方甚至多方都有一点启发意义。就某些为朋友插两刃刀却抛开是非原则的学术行为而言,我们作为学者,也不妨听听英国政治家莫利(John Morley)的忠告:“人不仅要做好事,更要以正确的方式做好事。”既然 “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如果“社会的良心”都乱了,都坏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风气能好起来吗?

  近年来,我在重新琢磨咸丰同治年间的大学士倭仁那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史学界喜欢把这句话当作倭仁顽固透顶的铁证,是不是有些言重和“厚诬”了?那位蒙古族帝师是不是说得一点道理都没有?我看不完全是,如果完全无视“礼义”和“人心”,搞科学主义,那也未必能救好中国。就读书人的学术规范而言,外在的制度约束即便是实施得很好,可能也并不比内在的职业操守与道德自律更能行之有效,更能经久耐用。在我们国家,后者恰恰是失传了多年的东西,并非仅仅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应当重新捡起来,而且还要从幼儿园开始捡起,从各级党政官与吏、司法人员、律师、医生和教师、学者做起,不然的话,我们国家顶多只能守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目来自我解嘲了。

  孟子还说:“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礼记》也说:“君子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其外之心。”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论语》说得更直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的读书人恐怕对古代读书人躬身笃行的那些道统和规矩都有些陌生了,有的还在反其道而行之。教育也罢,学术也罢,在以往过于丑化旧社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无人敢说还有什么道统,我在小学与中学时代就没有听谁公开说过,在今天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浪潮中,也很少有人唠叨这些,即使哪位前辈在提,恐怕还是白提,不会有人听他的。我的担心是,如果世道是这样进化下去,那恐怕真的会像太炎先生担心过的,善也进化,恶也进化,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提前到来,谁都跑不了,想躲也来不及了。

  

  受访时间:2010年7月12日

  

  载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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