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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最后的法学家——江平

更新时间:2010-11-13 14:42:34
作者: 陈夏红  

  

  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有个俄语的外语基础,我的英语在燕京大学也还有基础,所以我还有两门外语的基础。而很多解放后在国内上大学的法学家,基本上过都不具备这么一个条件。我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就是前面整整缺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后面新起来的一些又没有外语的优势,也没有国外培养的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那么我们的劣势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五十岁了。而五十岁的时候,很快又担任学校的领导,所以我们专业是很不踏实的。我常常说,我没有认真看几本书,没有像研究生那样,去翻阅一些名著或者国外的著名的法学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自己的真正的学术功底,比起现在的研究生们,就差了很多,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所以我也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个“梯子”的作用。我们就像一个“梯子”,我们为我们的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七年甚至十年,做一个梯子。现在来看,我们起到了这个“梯子”的作用。

  陈夏红:一定程度上,您们也是承前启后的。那么江老师您回顾您这八十年,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想做,但却没做到的?

  江平:特别想做而没做到的?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从学校工作来说的话,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遗憾。

  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我们老一代的校长那样,培养出一些很有能力、很有作为的人才,他们从自然科学来说,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从人文社科类说,也是特别出类拔萃。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我们不可能培养出来整整一代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人。我想真正很遗憾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实在不可能让你一个大学校长,发挥出你应该发挥的作用。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官方来决定的,现在甚至连教学的内容都是由官方来决定,哪些课的比重是多少、哪些课程该设置,大学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最可欣慰的,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摒弃了阶级斗争作为法律的主导思想,我们真正跟国际上一样,以公平正义作为法学的指导思想,这点是变化很大。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从这一点上来说,体现了跟国际上的接轨。但是我们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思想,还差了很多,还受原来政治体制的约束。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很有理想和激情,可是一旦进入社会,他们就完全融入社会里头。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熏陶作用,远远大于学校对他们教育的作用。

    

  陈夏红:今年年初您在《律师文摘》为您举办的寿诞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法治的大倒退时期。”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你对中国法治前景到底怎么看?中国的法学究竟该往何处去?

  江平:中国法学的前景,完全取决于政治的前景。政治不自由化,法学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所以从法学的前途来看,也和法律制度的前途有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的宪政能不能够真正贯彻有很重要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的宪政前途,取决于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政治制度能不能以国家为核心,摆脱以党为核心;军队要实现国家化;教育也要国家化,要把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透明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制度等等,都应该走向世界民主的潮流。

  第三个问题,就是对私权的尊重。这个私权,不仅包括私有的财产权,也包括中国传统宪法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这样一些权利。中国现在的私权,仍然受到公权力很大的限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公权的保障,而不是受到公权力的限制?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但是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三个问题的解决,说实在的,肯定很难很难。要想在现有的制度下来解决,那就要几十年的时间了。如果不去进行这方面的改革,那就遥遥无期,唉……

  

  编者注:该文删节版刊发于《凤凰周刊》2010年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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