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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俊:编辑钱锺书

——纪念钱钟书诞辰百年

更新时间:2010-11-09 17:22:21
作者: 钱之俊  

  

  转眼间,钱锺书先生逝世已十余年,2010年正值先生百年诞辰。在我们的直觉里,钱锺书一生可能都是个读书、教书、写书做学问的学者,如果没有《围城》的走红,我们一般人也不轻易把作家的名号送给他。而实际上,在大学教授、作家的空白处我们还可以加上个实实在在的“编辑”(或“主编”)的称呼。从钱锺书长长的一生中,梳理出他在学者、作家的定义之外的另一种形象,是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从“编辑”的角度来观照钱锺书,除了可以丰富我们对其生平的认识,还别具另一番意味。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国外媒体有多种报道,在介绍钱先生留学回国后的生平时,英国《泰晤士报》说:“Qian taught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worked as an editor on journals including The China Critic,Tsinghua Weekly,and the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这就把钱锺书回国后的工作扩大到了教书和编辑上,但这里只提到《中国评论周报》、《清华周刊》以及《图书季刊》,实际有钱锺书做主编或编辑的出版物比这个还要多,有不少在钱锺书的各种传记里都鲜有记载。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及民国时期。

  

  

《桃坞学期报》

  

  钱锺书第一次做编辑的刊物是中学时期的《桃坞学期报》。此事鲜为人知,所有传记都无涉及。民国十二年(1923),十三岁的钱锺书小学毕业,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一所英文教学极为严谨的教会学校,师生在校内皆用英文会话交流。校长是教会派来的外国传教士,外语由外籍教师任课,其他课也是全用英语讲课,学校设初、高中部。作为教会学校,桃坞中学的中英文课程分班上课,钱锺书刚入学时,因为国学有根基,国文、中国历史等课都是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上课,而英文、数理等课程则在初中一年级。在这些课程中,他国文是强项,数理等课却不太理想。在校期间,他多次参加作文竞赛,都是佼佼者。因为国文成绩好,文章写的好,在这期间,钱锺书担任了《桃坞学期报》的中文编辑。

  《桃坞学期报》以一半英文和一半中文的形式发行,每学期出一期,一年两期。当时上面也登广告,广告费用是“全页八元,半页四元,四分之一页二元”。编辑部分中文编辑部和英文编辑部,钱锺书在中文编辑部,其他成员还有顾鸿霖、张源、邵宗文等。中文总编辑王德文,顾问王彦孙。这是根据1926年的《桃坞学期报》版权页上的记载,编辑部成员应该不是固定的。当时上面主要发表桃坞中学初高中学生的作品,钱先生就在上面发表了文言、白话、译作等不同形式的文章。苏州档案馆目前还存有当年的刊物,近年该馆整理出版了《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翟晓声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发行),其中收录了钱锺书在《桃坞学期报》发表的三篇文章:《进化蠡见》(1926年第9卷第1期)、《天择与种变》(译作)(1926年第9卷第2期)与《获狐辩》(1927年第10卷第1期)。大连范旭仑先生说,钱先生在《桃坞学期报》上还有一篇文章,但他也未得一见(2007年9月11日与笔者信)。

  这些新披露的早期遗文,在所有传记和相关文集中都没有收录或提及,它们对研究钱氏早期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意义,很值得关注。钱锺书在中学时代的文章应该不只这些,从当时他的中英文水平来看,有关资料的开掘还很值得期待。钱先生这几篇少作是应该编入《钱锺书集》里去的,虽然他对早年文字不只一次的表示了他的不以为然。但杨绛先生也曾表示,钱的少作“也并不以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清华周刊》

  

  上大学以后,钱锺书是《清华周刊》的编辑。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不及格,被清华破格录取。他是年10月进的清华外文系,次年(1930)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锺书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清华周刊》始创于1914年,初名《清华周报》,还只是一大张,两面印八版,纸张格式与普通小型报纸类似。自第三期起改称《清华周刊》,用普通纸装订成册,每册印十余页。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中说:“《清华周刊》是一份有分量的大学生刊物。原来只报导清华园的新闻,但也有副刊、专栏,也谈一些政治问题,如发扬民主政治,坚持抗战等大问题,后来篇幅越来越大,在抗战前《清华周刊》骎骎乎已成为一份影响力很大的全国性刊物。”(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范旭仑《钱锺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辨正》说“钱锺书做《清华周刊》编辑自1930年春第33卷起”,在时间上与1930年11月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似有冲突。据李洪岩先生查实,这份名单曾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锺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澍,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既然名单多次变动,那么钱锺书做了多长时间的《周刊》编辑(以及英文副刊主任,汤晏说是“英文副刊主编”)就难以查证了。

  从钱先生在《周刊》发表的一组诗文的时间跨度来看,他和《周刊》的联系前后也持续了三年之久。对钱先生来说,《清华周刊》会不会有点特殊意义?因为在《周刊》上发表的这一组诗文,不仅是其第一次在大范围内公开发表文章,也更是他小试锋芒开始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

  清华时期,钱锺书还参与了《国立清华大学年刊》的编辑工作。大学毕业,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任教,参与《光华大学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也曾参与《中国评论周报》的工作,并在上面发过论文、书评文章。

  

  

《天下月刊》

  

  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称钱先生在上海这一时期也曾在英文刊物The 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积极参与编务或撰稿”(《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07页)。《天下月刊》由孙科资助,温源宁主编,林语堂、吴经熊、全增嘏、姚莘农等任编辑,吴经熊是执行编辑,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印行。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里曾说《天下》是民国以来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不无夸饰。《天下》一年出版十期(除6、7两月),每月15日出版。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迁往香港而停刊。钱锺书参与《天下》的“编务”工作在其他传记中没有提及,并且他1935年秋就负笈英伦,而《天下》1935年才创办,所以他对杂志的贡献可能还没他给刊物投的稿来的重要。在《天下》的创刊号(1935年8月第1卷第1期)里发表了他一篇自己不愿提及而至今还被他人谈到的论文: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钱锺书因为是温源宁在清华时的学生,而且在清华很受温器重,所以温在上海主编一份刊物,钱锺书是没有理由不出力帮忙的,偶作编辑也未尝不可。从后来他留学回国之际,《天下》对他发出邀请就更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到牛津后,钱锺书还为杂志撰写了关于《吴宓诗集》的评论,引出了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

  

  

《图书季刊》

  

  钱锺书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1年因为珍珠港事变,他困居上海一直到1949年。在蓝田国师期间,袁同礼正在昆明主编北平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他聘请钱锺书做了该刊“首席编委”(叶瘦秋:《钱默存先生交游录》,《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为钱锺书声辩》:“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当于此时获悉钱锺书厚重的牛津大学毕业论文尚未刊布,第二年就把它发表在他主编的在昆明出版的《图书季刊》英文版上,并聘任钱锺书为该刊编委。”(《为钱锺书声辩》第72页)。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词典》(1979年)现代第二册“钱锺书”条说他曾担任“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

  

  《图书季刊》是民国23年3月北平图书馆创办的,重在阐述学术,介绍书刊,具体内容包括论著、书评、图书介绍、学术界消息、书录、专载等门类。但因战乱频仍,该杂志出了四卷、共十六期后停刊。到1939年3月才在昆明复刊,但仅出版至第三卷又因经费问题而停刊,直到1943年3月才再度复刊。钱先生在牛津写的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就是分三部分分别发表在1940年和1941年的《季刊》上的。钱先生似乎对袁同礼能够允许他的长篇学位论文在《季刊》发表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文章中几次表示了特别感谢。

  

  

《书林季刊》

  

  从1946年起,钱锺书受聘做了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中文总纂郑振铎),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1946年5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重庆迁回南京并开始办公,蒋复璁任馆长。6月份《书林季刊》创刊,前后共出版7期,到1948年9月第2卷第3期停刊。《大公报》1947年6月20日对刊物有所绍介:“国立中央图书馆自去年起聘请钱锺书教授主编英文季刊一种,名为《书林季刊》(Philobiblon.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ns),现已出至第三期。该刊所载文字略分为论著(Articles)、书评(Critical Notice)、书刊简介(Abstracts)、新书目录等。……”刊物助编为章克槮。钱先生在该刊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这一时期他还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从1946年9月一直担任到1949年5月,震旦的工作1945年年底已辞),在南京上海两地奔波,杨绛回忆说:“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有一次回家早了,她喜出望外,钱锺书解释道:“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因为主编这份刊物,除了有与“极峰”握手的可能,还有“公费出游”的机会。1946年3月,钱锺书曾以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团访问台湾,前后在台约三周,4月1日他在台大法学院作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也是篇旧文章。这是钱锺书一生唯一一次与台湾发生的直接关系。做主编不可避免要向知名作者约稿,钱先生也不例外。有一封1947年夏他给赵景深先生的约稿信,可参:

  

  景深先生道席:月前饬人奉上《书林》一册,当已达览。所言多谬误,幸教正之。公于吾国小说、戏剧之精博,久所钦倒,意欲求大作一篇(考订性质而洋鬼子能懂者),约三四千字(不论新作抑旧稿),以光《书林》下期篇幅。由贵局同人译就并原稿交晚,自能斟酌润色文字(因敝助手任译务者有病也)。薄酬贰百万元一千字,酸寒幸勿见笑。望赐复为荷。尊寓地址及在府时间如见示,当再趋前面求也。匆匆即叩

  暑安

  晚钱锺书再拜 二十六日 (《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其实一年前,赵景深因为爱读钱锺书的《小说识小》,还向钱先生约稿呢(他当时正为《大晚报》编《通俗文学周刊》)。看到钱先生向人家约稿,会心的读者会联想到《围城》里方鸿渐对孙柔嘉说的——“好太太,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可互相比照。九十年代初他婉拒别人的约稿时还说,“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安迪:《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深圳商报》2003年6月21日)

  钱锺书做《书林》的主编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计,但他做的有声有色、乐在其中,那么积极的生活,在建国后我们很难再看到这种身影。这个“主编”也是对他民国期间做编辑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人生履历里必须一记的重要经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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