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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一位中国作家的孤独旅程——理解张承志

更新时间:2010-11-09 09:14:23
作者: 旷新年  

  

  摘要: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张承志于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举成名,步人文坛。此后相继发表《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等作品。1993年发表散文《清洁的精神》和《以笔为旗》,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文化崩溃的时刻,提倡“抗战文学”,引起文坛深刻的震动,鲜明地突出了他的精神性格。张承志是中国文学中一面独立的旗帜,他以一个人的存在平衡了中国文坛。

  

  一 《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

  

  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追求理想与真理,崇尚英雄和牺牲,呼唤高尚美好的人性,是张承志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的传说,而张承志的创作也包含着“寻找”的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张承志就以强烈的理想精神鲜明地区别于当时“伤痕文学”的潮流。理想主义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王蒙在《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中说:“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一种精神的饥渴、信仰的饥渴,乃至可以称作‘迷狂’(无贬意)的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令人肃然又令人惊心动魄。王安忆在《孤旅的形式》中指出,张承志的写作是心灵的表达,草原上的黑骏马、蒙古额吉、北方河流、金牧场、疲惫的摇滚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灵的替代物。“‘孤旅’是他常用的词,这使这些替代全带有漂泊天涯的形迹。”[ 1 ]

  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是张承志早期创作的代表作。《黑骏马》体现了张承志典型的寻找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回荡着周而复始、低回不尽的高亢悲怆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黑骏马》的主调。《黑骏马》所歌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现代的爱情悲剧与古老的歌谣相互呼应。小说既表现了草原的美丽,也描写了草原的残酷。主人公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无法忍受草原的愚昧与落后,但是嘈杂庸俗的都市人生,粉碎了他对于文明生活的向往。在古歌《黑骏马》的终句里,那骑手最后发现,他在长满了青灰色艾可草的青青山梁上找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并不是他寻找的妹妹。古歌用“不是”来结束寻找,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和古朴、悲剧的美。它是对于人生理想追求、失落、思索、觉悟的概括和浓缩。 198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大坂》和198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表达了征服和崇高的主题,表现了一种想要成为真正强者的愿望和气质。

  《北方的河》以对于苍莽壮阔的北方河流的礼赞成为了张承志抒情小说的顶峰。王蒙当时在《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中感叹:“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三十年,您写不过他啦。”王蒙说,小说不但写了北方的几道河,而且写了生活的河,生命和青春的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河。小说表现了对于大地、历史和人生的沉思,以及知青一代的奋斗、思索、选择、幼稚和局限。小说表现了对于人生价值的执着与追求,也表达了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热爱和礼赞。

  张承志在《〈错开的花〉自序》中提到他1986年创作的《金牧场》是他第一部也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注释的前言: 思想“重复”的含义》中,作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过解说。《金牧场》一书有两条平行对衬的线索:一是以表示蒙古草原的M标记的,描写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的生活,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考;另一条描写20世纪80年代一个在国外求学的青年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及其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60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书的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J为标号。小说的主人公与充满歧视的日本学者和势利媚外的中国学者以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他正在翻译、研究和阐释一部叫做《黄金牧地》的古代文献。这部古代文献记载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英雄们以生命和牺牲为代价去寻找理想天国的故事。他曾经作为红卫兵,凭着理想、信仰和激情,凭着一腔热血,重走长征路。他与日本歌手小林一雄在精神上的共鸣。他朝伊斯兰信仰重新出发。通过杨阿訇,他寻找到了“为了心灵自由而殉道的伟男子”,寻找到了宗教这种新的信仰形式。主人公完成了有关《黄金牧地》的研究论文,也完成了一次背叛。他将要告别这种缺乏激情和心灵的现代学术。小说通过这两条线索概括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重大事件及其思考。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涉及了红卫兵运动等许多重大问题,是作者前期创作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金牧场》采用结构主义方式,在广阔的时空中,以多声部的形式,构成了张承志作品反复表现的“寻找”主题,使不同时代、民族的人们在寻找理想天国的历程中结合为雄浑辉煌的交响。《金牧场》是张承志对于青春、浪漫的倾诉和告别。

  

  二 《心灵史》

  

  1984年,中国开始城市改革和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文坛也酝酿着转向和分裂。这一年,张承志和哲合忍耶教派相遇,从此,他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离别西海固》)在《心灵史》的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他将自己1984 年冬走进大西北视为一种神意。他曾说,他真正毕业的学校是西海固。在追逐利益和背弃信仰的时代,他走向宗教,以宗教形式坚守理想与信念。 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他们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这一阶段,张承志先后创作了《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一批反映回族历史、生活和精神理想的作品。他震惊于黄土高原恶劣艰难的生存环境,他们为内心的信仰和人道所付出的惨重牺牲。《黄泥小屋》中苏尕三因无法忍受官家的威逼、欺凌,割了官家的脖子,过上了流亡的生活。《西省暗杀考》以悲壮的笔调展现了一群回族复仇者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张承志把《心灵史》称为生命之作。他曾经撰文介绍《热什哈尔》,把它看作是向脱离底层、甚至时时背叛人民的中国知识界的挑战和对中国严峻的文化危机的应战。(《拒绝现世的学术》)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心灵史》的表白。《心灵史》的主人公是哲合忍耶教派。这是一个“牺牲者集团”,是“坚守心灵的人民”。(《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他们是从人民中间提炼出来的,是苦难、正义和反抗的象征:“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然而大西北的哲合忍耶老百姓不仅尝遍了艰辛而且流尽了鲜血,这使我欣喜欲狂,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们。”(《心灵史·圣徒出世了》)他说,哲合忍耶的教理丰富复杂,但简言之只有四个字“穷人宗教”。这种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伟大的异端”。他宣称:“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心灵史·仪礼》)“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心灵史·光阴》) 许多人都注意到张承志对哲合忍耶书写的人道主义意义。张承志将写作看作是对于一种真正深刻的不同市面上的人道主义的寻找。刑小群说,“哲合忍耶追求的就是人道和自由”。[ 2 ]

  陈坪说,《心灵史》“可以说是借记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史而谱写的一曲人的赞美诗。”[ 2 ]索飒指出,张承志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以最底层的人民为出发点,才有可能擦去污、锈,让人道主义显露原初词的纯洁光辉。这个思想在一切伟大宗教的原始教义里,在一切彻底的革命理论里,都有过表现。”[ 3 ]李咏吟在《哲合忍耶与人道主义绝唱》一文中将哲合忍耶和《心灵史》称为“人道主义绝唱”。他认为,只有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才能真正洞悉哲合忍耶和《心灵史》的奥秘。反抗暴力和“人民的暴力主义”是最可贵的人道精神。张承志否定了乾隆盛世,“我的判断忠于心灵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张承志否定了主流知识界流行的人道主义定义,“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心灵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心灵史·走进大西北》)“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 他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曾经说,《心灵史》“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这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张承志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中说:“回族和伊斯兰在中国都是一种底层的概念。”他书写的是被压迫者的历史、穷人的历史,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和官方历史的挑战和瓦解。《心灵史》是一种被深深埋藏的“秘史”。张承志不信任统治阶级和往往是统治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他认为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张承志通过重写历史,通过接近底层被压迫者的心灵的历史,去寻找真正的人道。他在赠送给杨怀中《老桥》一书时题写了这样的誓言:“让历史就这样把重负压上肩吧! 我们要推翻一种伪历史,让我们就这样把自己赶向艰辛吧! 这艰辛中会有辉煌的意义。”[ 4 ]

  《心灵史》的归类一直困扰着学界。他曾描述他所推崇的《热什哈尔》是一部不能用惯行的学科归类的书,介于历史、文学和宗教三者之间,但最好的归纳仍是保藏着它的百姓的归纳——“经”。张承志不满于苍白的历史著述,他也不是普通的“纯文学”作家。他选择的是哲合忍耶学者关里爷、曼办尔、毡爷所创造的“经”的形式。《心灵史》是一部宗教的历史。“这里毫无狭隘”,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心灵史》的内容和形式。他把这本书看作是对文学的超越。《心灵史》的写作过程,也是张承志对形式思考的过程。他对形式有着明显的自觉:“我请求旧文学形式打开门,让我引入概念、新词和大量公私记录。”(《心灵史·抓住你的历史》)他的《心灵史》是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完成:他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重新思考“形式”和“书”的含义,重新思考写作与读者的关系。他在这样一种思考和写作中把一切问题推到根本上。他以《心灵史》的写作反抗现代单薄、狭隘的文学定义。他的写作恢复原初写作的纯朴、丰富和强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族作家的张承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张承志感到自己遭受双重的误解:由于拒绝遵循诱导和暗示,把中国的少数民族解释为中国的受害者,所以在日本的时候被人讥讽为国家主义者;而在国内,因为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价值的描述,被人渲染为原教旨主义者。他在《无援的思想》中写道:“我出身源头在西亚的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也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他在1982年写的《心火》中,就叙述过他与自己民族的关系,回族的“牺牲与屈辱”,“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但是回族拒绝民族的狭隘性,“回族从她诞生的那天,就别无选择地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她只有爱国,尽管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外来民族。”在《夏台之恋》等文中他表达了受到误解包围的一种困境:“在国外,每一天我都有被逼迫讲的感觉。他们以为我是回族因此就应该主张独立,他们不会懂得: 正因为我有异族的血统、边疆的经历、伊斯兰的信仰,我才更要向一切危害人道和破坏美的东西宣布异议。”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他称自己的《从回教所见的中国》“这本书向西方列强宣布了中国回民不当他们走狗的坚决立场”。他在《岁末总结》中写道:“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他在《美则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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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7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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