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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贴身随侍14年 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

更新时间:2010-11-08 10:00:18
作者: 宋楚瑜  

  

  原刊编者按:宋楚瑜,台湾亲民党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行政院长”,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还特别交待,最好找年轻人。

  钱复多方查访后,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并推荐给蒋经国。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蒋甚为满意,让宋楚瑜早日回台。于是自1974年1月 1日起,宋楚瑜开始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因表现良好,逐次提升,担任过“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相当于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总统”任上去世。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特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深具参考价值。

  

  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宋楚瑜32岁来到蒋经国身边,一开始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宋楚瑜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宋楚瑜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秘书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对胜任人员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他。

  

  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

  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宋楚瑜说过一句话,“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 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项目,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项目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质量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宋楚瑜先生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委托宋楚瑜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 “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多方沟通 逐次过渡

  

  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内部转型 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一次宋楚瑜被召见,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 “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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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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