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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唯物史观与思想路线

更新时间:2010-11-01 22:21:46
作者: 李景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恩格斯语)和认识论(列宁语)才是可能的。在建党前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为了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我们党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解决教条主义而写作的。认真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历程及其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始终是围绕历史观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率生产,推行政治决定经济、政治脱离经济、政治不为经济服务的路线,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从1975年3月开始抓工作,7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邓小平在1975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邓小平年谱》上卷,第56页)为了对抗“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他专门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标为纲”进行了阐述,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粹“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指出:“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同上,第222页)随后,邓小平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同上,第243页)这些话揭示了“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实质,即他们是借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很显然,能否从理论上阐明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就成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成为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前提。为此,我们党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马克思认为,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之一,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和革命“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用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制经济建设,把邓小平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号召看作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党的政治路线完全搞乱了。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思想顾虑,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0年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动力问题时,提出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理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邓小平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力革命关系的论述,首次从理论上回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问题,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重大发展。

  如果说“唯生产力论”是“四人帮”划定的政治禁区,那么,“顶峰论”、“最高最活论”和“绝对权威论”则是他们划定的思想禁区。林彪、“四人帮”提出“语录标准”,把毛主席的话抽象为绝对的普遍,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对“四人帮”设定的禁区作了进一步概括:谁碰禁区,就是同毛主席对着干,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例如,1978年5月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5月11日发表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被认为是砍旗、是针对毛主席的。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连续多次强调,“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但是,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致,和华主席讲的不一致,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邓小平年谱》上卷,第319页)“两个凡是”的提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联系到党内总有一些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凝固化,再到有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下禁令、设禁区,这一系列现象都是与“两个凡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历史证明,这个问题始终是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针对“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的谬论,他提出了“体系论”,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针对党内某些人张口闭口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它的根本观点的现象,他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髓论”,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它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针对“四人帮”把领袖只言片语奉为神化了的绝对律令,他提出了具体历史地把握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论”。他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革命导师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当我们把握这些理论原则时,必须对其产生的条件做特别的分析,决不能停留在词句的表面,把只言片语作为研究和立论的根据。

  历史观与思想路线不是互不相关,而是互为表里的。历史观是核心,思想路线则是贯彻历史观的思想基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反之亦然。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首先是历史唯物论同历史唯心论的斗争。“四人帮”背离唯物史观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以“左”的面目表现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把领袖变成神,用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去肢解现实,推行的是一条循名责实、执言限事的思想路线。他们以传达最高指示的先知自居,好像真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把个体理性摆在人类理性之上,使理性的权威凌驾于实践权威之上,用个体理性批判、训斥人类的实践理性。他们鼓吹的“顶峰论”、“最高最活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停滞和真理终结论。他们不仅颠倒了历史领域中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而且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唯物史观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批判“四人帮”的唯心史观是实现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前提。但这场斗争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一伙抛出的“翻案”、“复辟”、“砍旗”的指责。事实证明,不解除“四人帮”长期设置的思想“禁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对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极高的评价,称这场讨论是“基本建设”。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我们党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91页)这表明,思想路线既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也是新时期恢复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保证。

  批判“两个凡是”是一场深刻的思维范式的转变,其实质是由“本本”转向开放的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现实实践思维的新境界,使“本本”复归到它本来的地位。实践作为人类的现实活动,本质上是开放的、创新的。实践与理论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实践是由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引擎,思想和理论只有向实践开放,才能保证自身向时代开放。思维以时代为思考的坐标,就是以实践为坐标。思想解放的主旨是开放和创新,中国的问题只能面向新的时代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基本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不是教人简单地退回到文本,而是为了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道路和面向未来的理论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结晶,它不是禁锢思想的终点,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新的征程的旗帜和路标。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唯生产力论”和“两个凡是”思想,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哲学主题。邓小平总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两个问题并提,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同现实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方面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表明唯物史观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力。这两者已完全融入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解放思想,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对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回答。邓小平多次表示,我们还缺少这样的理论家。现在“四人帮”式的禁令、禁区解除了,理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邓小平的嘱托,以哲学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邓小平年谱》,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1993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1993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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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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