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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长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

更新时间:2010-10-25 15:13:57
作者: 尚长风  

  

  “大跃进”运动失败后,出现了1959~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1]粮食、食油、肉蛋等供应持续极度紧张,形成了全国性饥荒。严重的局势教育了全党。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困难形势而奋斗。同时,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救灾措施。

  

  (一)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应对粮食危机

  

  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据统计,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3.当时大量调出大米的江西省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4个主要城市,也处于日调日销的局面。[2]面对全国的普遍饥荒,1960年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指导紧急调运粮食。为了应急,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下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3]针对一些粮食调出地区的担心,中央表示“中央对调出地区是十分关切的,对于那些在七、八、九月份周转困难的地区,到那时候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给予支援。现在重要的是务必请这些地区首先把粮食调出来,使中央能够回旋得开。”①为了加快粮食周转调运,中共中央于1960年成立了由李先念负责的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都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1960年上半年动用了各种运输工具为运粮服务,包括1540辆军车②,还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专门用于运粮。[4]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参加运粮群众达5700多万人次、畜力310多万次、民间运输工具470多万车次、30多万船次。[2](pp.271,272)经过艰苦努力,粮食调运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最紧张的1960年,从南方11个大米产区调出粮食90.6亿斤,其中有72.8亿斤是挖用库存调出的。[2](p.122)1960年7月至1961年6月,从山区到平原,从支线到干线,把历年积压在山区的“死角粮”、“难运粮”42亿斤运了出来,把“死粮”变成了“活粮”,有力地支持了城镇、工矿区的粮食供应。[2](p.273)除了大量调动偏远地区库存以外,1961年和1962年省间季节性调剂的运量占省间总运量的12.3%,其中1961年吉林、黑龙江两省由于季节性调剂,增加省间运量26.3亿斤。[2](p.122)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粮食调出省实在无粮可调,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到1960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完成粮食调运计划。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的局面,国家还采取了进口粮食的办法。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经过推算,认为到1960年底粮食实际亏欠可能在15亿斤左右,“最大的危险是明年3月到6月,许多地区和若干大中城市可能脱销,发生乱子。”①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研究调配方案。12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5],得到中央赞同。粮食主要是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订购。但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宣称本国遭灾,放出卖粮不能延期付款的消息,还要涨价。②1961年8月,陈云经毛泽东同意,决定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6]经过努力,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7]“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③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共进口粮食117亿斤。④1961~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为了筹措外汇,保证粮食进口,国家不仅尽力组织农副产品和工矿产品出口,还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1961年1月18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动用国家金银储备,出口黄金41万两、白银14000万两⑤,2月7日中央批准了该计划。1962年2月,中央又批准出售黄金95万两、白银2000万两(价值1.31亿美元)。⑥中央还决定,减少粮食以外其他物资的进口。规定进口次序是:粮食;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政治照顾性的物资;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等。⑦此外,中央还不惜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断然决定停止还债性质的粮食出口。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对东欧国家的还债粮、油也予以缓还。⑧那种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漠视生命、增持黄金储备、出口粮食以发展军工业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二)保护农民利益,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同时提高粮价,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受“浮夸风”影响,不少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1959~1961年三年粮食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其中1959年粮食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9.6%.而正常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多。[1](p.410)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估计,“粮食,1958、1959两年大约多收购了贸易粮200亿斤到300亿斤”。①尽管后来加大了粮食返销农村的力度,1959年、1960年的净收购率还是高于常年。因此,在农村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时,超额征购就使农村缺粮的情况更加严重。针对农产品收购“估产偏高,任务过大,分配过头”、“粮食部门和商业部门采购过多”的“左”倾错误,国家着手减少粮食征购。1961年1月15日,中央要求“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②据统计,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③,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个粮食年度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④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1个月的口粮。⑤

  国家还大幅减少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分别在1960年、1961年两次调整农业税征收,至1961年,农业税已由1958年的388亿斤降低到215亿斤(正税,细粮,下同),1961年由于照顾灾区,农业税实际只征收194亿斤。⑥此外,国家还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1959~1961年三年平均每年返销农村的粮食为364.4亿斤,占这三年平均征购量的34.4%,比1957年增加81亿斤。[2](p.108)此外,中央还对“反瞒产”运动的错误予以彻底纠正。当时,部分地区的社队在大队统一管理的粮食仓库之外还有粮食“小仓库”,有人主张把它追查出来,归入国库,或者征购其百分之五六十。中央坚决阻止了这种做法,认为这部分粮食“应该听任群众的决定。上级机关要公开宣布,国家保证不把这部分粮食上调,也不再增加征购任务”。⑦

  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并提出报告。粮价问题小组提出的办法是: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预计提价以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将增加65亿元到75亿元左右。同时,建议粮食销价暂不提高。⑧中央于1961年1月15日批准了该报告。国家还相应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40.9%.[8]国家还对多产粮食和多提供商品粮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给予奖励。⑨1961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生产大队向国家每出售1500斤贸易粮,奖售布15尺、纸烟3条、胶鞋1双。超产超购的粮食按粮食价款全额奖售工业品。①由于实施了减少征购、增加进口、提高粮价和奖售农产品等几项重要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周转库存增加17亿斤,改变了前几年一直下降的趋势。②

  

  (三)压缩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市人口猛增了3000多万”[9],城市对粮食的需求激增,加剧了粮食紧张的局面。鉴于城市粮食销售量增长过快,早在1960年9月14日,中央已发出指示,要求压缩城市人口下农村。全年平均压缩300万人。③当时,对于是否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压缩的力度存在不同认识。陈云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精辟地分析了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性。他说:“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10]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当年内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三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1]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后,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12]据统计,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13]城市粮食销量相应下降,“城镇非农业销售由1960年的631亿斤,压缩到1962年的470亿斤,减少161亿斤”。[2](p.118)

  大量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减少了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这不仅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而且有利于加快农业的恢复。

  

  (四)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压缩口粮,大搞“瓜菜代”

  

  在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普遍地降低口粮标准才能最大限度减轻饥荒灾害,保存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票证供应制度,通过平均分配有限的生活必需品,尽力保证人民的最基本口粮标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要求“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各地社办企业的职工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口粮应当同本社一般农民的标准完全一样,不能提高”。该指示还提出:“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14]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把直辖市、省辖市和县城等城镇居民每月的食油定量分别从10两、7两和4两压低到7两、5两和3两。[14](p.586)为了渡过难关,要求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国家提出口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度荒”。中央严令,所有在农村的干部,包括县委(干部)在内,口粮标准必须和农村一样。地委(干部)以上,包括中央机关在内,也应当降低供应标准,严禁任何干部“走后门”取得特殊供应。[15]

  尽管如此,仍有地区达不到最低标准。中央、地方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寄予很高期望。所谓“瓜菜代”,就是瓜果、蔬菜和代食品。由于瓜果、蔬菜生长期一般大大短于粮食生长期,而代食品的生产又不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限制,历代救荒都借助于“瓜菜代”。1959年,黑龙江阿城县“普遍推广了玉米先煮后磨、再蒸的食用增量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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