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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0-10-24 10:21:08
作者: 贺桂梅   严家炎  

  

  严家炎教授,1933年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迄今。现为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与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求实集》、《知春集》、《世纪的足音》、《考辨与析疑》等。2008年12月20日与2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博士陪同洪子诚教授就其合作研究的社科基金课题,对严家炎先生进行了两次访谈,涉及50年代大学文科建制、当代文学批评、新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金庸论争等诸多话题。这次整理出来的,主要是有关严家炎先生个人学术经历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

  

  一、求学经历:从“文学青年”到北大副博士研究生

  

  贺桂梅:在翻阅有关您的介绍文字时,我发现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副博士学位之前,并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而就读过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有什么不同?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严家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苏州,它第一期招的都是老干部,比如山东南下的一些干部。第二期招的是知识青年,很大一批是大学生,但不一定是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生、初中生,文化程度是不一致的。但反正都是报了名,做了些考查就录取。我1950年6月报名,是违背我母亲的意思的,她让我上正规大学,近一点的就上复旦,我不干。我因高中时曾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所大学最需要,可以快一点似的。听说华东革大培养土改干部,我就去了。到年底结业,就半年时间,是一种速成的训练干部的办法。

  

  贺桂梅:当时都学些什么内容?

  

  严家炎: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思想实际,强调知行统一,树立革命世界观。也留了二十天左右学《土改法》,讨论划分农村的阶级,几次土改中的经验教训。当时我自己的体会是,这种速成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要看老师教的怎么样。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很早就到延安去了,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讲课讲得非常好。因为自己搞一点文艺工作,他就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比如讲到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论争,就说不要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要以为翻个跟斗自己就俨然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应该是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干革命应该是艰苦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听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之后,真有帮助,心悦诚服地愿意让自己成为革命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在那里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相信效果一定是很差的,所谓结业也是达不到要求的。刘雪苇讲得相当生动、相当深刻,很诚恳。连他自己参加革命后的体会都融合进去,收到一些特殊的效果。

  在正规大学是可以系统地读书而且受到严格训练的,这条路不应该被否定。我尽管在1950年到1956年这六年里还在抓紧时间学习,时间全都是花在学习上的,但觉得这还不够,还是应该进高等学校。特别是反胡风之后,刘雪苇这样的人也被抓起来,我很想不通,也很怀疑。胡风呢,我从40年代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文艺方面的东西,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的作家。解放初他就发表《时间开始了》,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激情的,是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的。我原来还买了他几本书,像《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像路翎的作品,如《饥饿的郭素娥》,我都读过的。胡风的书很难读,读起来头痛,但总的意思能体会。

  

  贺桂梅:您当时读胡风和路翎的作品,和读解放区作家比如赵树理的作品,会更喜欢哪一种?

  

  严家炎:我觉得路翎还是有深度的,所以在1952年前后报纸上批《洼地上的“战役”》,我就有点想不通,有点不以为然。像解放区的作品,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们喜欢文学的同学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暑假都没有回家,就在学校里面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读了再讨论的。我当然是拥护这个方向的,觉得有出息的文艺家应该到生活里面去,到火热的斗争里去。但是我并不否认有些作家他们的思想是深刻的,解放区有些作品就达不到。赵树理他们的作品读起来很亲切,让人耳目一新,是一种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这个我很能理解也能接受。但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难道要把一些有深度的作品也降下来吗?

  

  贺桂梅:您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严家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胡风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有深度的。所以后来反胡风反得那么厉害,以致所谓的密信都抄出来了,尤其是第二批发表的那些,显然纯粹是私人的通信,可是抄出来了。我觉得非常吃惊,无法理解。后来进行反胡风的学习,那时候全国各种岗位都要学习,并不光是文学艺术、文化部门,我们是经济部门,所有部门都要讨论,都要表态,都要划清界限。我把买的一些胡风等人的书就交给组织上审查了。我不认识这些人,除了刘雪苇是我们的老师以外,都不认识。

  那个事情对我的刺激是,看起来搞文学创作的道路不那么简单。我就对下面的路怎么走怀疑了。所以觉得如果有机会让我进大学系统地读点书的话,我是很乐意的。恰好这时看到报纸上北大招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考外语、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几门课,我就想我也不妨试试。征得领导上同意后,我就报名了,但是不给学习时间,并不因为你要参加这个考试给你腾出时间。直到考前最后一个星期,领导才给我放了假,可以完全摆脱工作,专门去读书准备考试。搞文学研究和搞文学创作这两条路子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有它的长处。

  

  贺桂梅:“副博士”是怎样一种学位设置?我看到有关简历上写您当时是“肄业”,这是怎么回事?

  

  严家炎:1952年我们国家决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学习苏联。苏联没有硕士研究生,它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正式授予学位,副博士之后就是博士了。北大登广告已经是1956年夏天了,考试的时候是9月份,所以当年来不及入学了,就让我们到1957年春节后再入学。在那儿学四年就是1961年的春节才毕业。当时说是有学位,但后来大学又取消了博士、副博士学位,只招收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学位。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学下去呢?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1958年10月组织上决定把我提前调出充实教师队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没有几个了(洪子诚插话:就是当右派去了)。右派划得很多,主要是第二期“反右”。第一期的“反右”是1957年,从6月份开始,秋天结束,划了一些,很少。全校的“反右”主要是第二期。我1957年2月进北大读研究生以后,那是拼命用功,埋头苦读的。忽然系里把我叫去谈话,我恳求不要把我提前调出来,到1961年毕业了再调,那时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服从分配,他们说不行。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已经报到北京市的人事局去了。北大这样的学校,当时业务上归教育部管,但是人事权的变动是由北京市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人事局来管。他们说我们已经报过去备案了,市里也已经点头了。找我谈了一次后不通,我确实有很多想法。第二次又找我谈,然后第三次就说你必须同意,你是党员,不服从分配不行,要处理的。最后我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就在1958年10月底的时候确定让我出来,承担下学期留学生的课,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月。我的副博士研究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贺桂梅:您就读副博士时期所学专业是文艺理论方向。这个方向当时的主要理论教材是不是苏联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您是否觉得自己的主要理论资源和美学趣味受到类似于苏联文艺理论体系的影响?

  

  严家炎:毕达可夫的课我没有经历过。我们1956年报考的时候,毕达可夫刚刚离开,他在这里讲课是1954年与1955年,也就是蒋孔阳、王文生、吕慧娟等在北大进修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去了,曾看到蒋孔阳他们送的一个玻璃镜框,写着“感谢北大……”。此前,本校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当然都去听课了,当时是俄语系的一个老师来翻译毕达可夫的东西,后来就出了那册讲义《文艺学引论》。苏联这套文艺理论,我在进北大以前是熟悉的,因为我自己读了很多书。那个时候的《文艺报》是杂志,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上面有不少苏联的东西。苏联文艺界的情况我很注意,读了他们翻译过来的一些理论。比如尼古拉耶娃的文章,讲文艺特征的,比如典型问题,批评马林科夫的,这些问题我都曾注意过。中国自己,比如讨论李煜词,反“拉普”,反“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些东西我都是比较熟悉的。还有奥维奇金的特写。苏联文艺作品当时读了不少,什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等等,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文论,这些我都是读了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与苏联有距离,思想解放的程度连苏联已经批判的东西都没有达到。苏联的“拉普”的东西拿到中国来读读,那好像也不必批,为什么要批判呢?

  不过,我进北大后,读的主要是按导师杨晦、钱学熙先生开列的那份书单,其中有上百本(套)中国、西方自古到今的名著。那是很有益处的,真正为我打下了学术基础。

  

  贺桂梅:您在北大讲授现代文学史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教材?对当时的主要文学史著作,比如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您有些什么看法和评价?

  

  严家炎: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我们考进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做参考教材。给我们的通知里面有要考几门课、哪门课用哪一本参考书的具体规定。现代文学史指定的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什么呢?因为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里面引了大量胡风的东西,成段成段地引。此前已经为王瑶先生的书开过座谈会了,大概在1952年前后。到了反胡风以后,1955年就开始批评王瑶的书了,所以当然就不能用了。我去教书也不能拿刘绶松的,因为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作家“反右”之后都垮了,比如丁玲、艾青、冯雪峰等。只要搞一个运动,教材就要出问题。王瑶的是最早不能用,然后第二批就是刘绶松、丁易的。张毕来的我感觉是比较好的一种,但是只有一卷。

  我自己摸了王瑶、刘绶松的文学史以后,感觉有些重要问题上讲得不大准确,例如把1916年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开端。陈独秀他们真是那么早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吗?我打了个问号。所以我备课的时候,就自己去翻《新青年》。至少有将近二十天时间都花在《新青年》上,从它创办的1915年到1920年,我把这段时间的《新青年》全翻了一下,主要是文艺文化方面,越看越觉得不对。陈独秀1916年的时候还在公开主张中国人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才能强起来,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李大钊,被认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也要到1918年。“十月革命”本身就是在1917年11月才发生的,要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那也只能到1918年。所以说1916年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革命,即使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也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说1916年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外,《新青年》在文学革命方面真正呈现新的面貌:像编辑部扩大和成员增多,优秀新文学作品成批涌现并向全国推开,对俄苏文学的重视和研究等,也是在1918年以后到1921年期间发生的。

  我记得后来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五五级、五六级同学也在座,我曾以专题的形式,讲过这个问题。1959年春天起,部分地恢复上课。刚复课的第一学期,王瑶先生和其他老师每人各讲两讲。我给五五级、五六级讲,一讲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讲我的看法;另一讲是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我觉得因为自己毕竟是工作过的人嘛,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与张毕来的意见一致,他考察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认为陈独秀是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才明确地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论,我觉得这个看法符合事实。丁易的文学史呢,我的感觉是,这虽然是他在莫斯科的一个讲稿,但讲得比较一般,比较浅。

  

  二、初露头角:《创业史》批评与“中间人物”论

  

  贺桂梅:您60年代初就柳青的《创业史》发表的评论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等曾产生很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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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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