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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

更新时间:2010-10-18 18:23:58
作者: 刘燕舞  

  

  摘要:高自杀率的客观现实需要研究者正视并关怀我国的自杀问题。研究现状的不足主要是研究者缺乏对自杀现象的意义理解,以及缺乏对自杀现象的区域差异的解释。自杀研究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传统忽视自杀的社会因素,将自杀的社会当作高度同质性的实在来处理无法完成理解自杀现象的区域差异的使命。自杀研究的实证社会学理论传统无法逾越作为个体的自杀与作为整体的自杀率之间的鸿沟,过于倚重统计数字的研究方式使其容易落入“统计自杀”的窠臼,而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自杀”。从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出发,将自杀行动作为分析单位,建构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并借此理解自杀行动的社会意义,进而理解自杀的区域差异当能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开辟新的自杀研究空间。

  

  关键词: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进路转换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前中国自杀研究的局限性何在?这种局限性如何在既有关于自杀研究的学术脉络中获得理解?要超越当前关于自杀研究的局限性,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进路?

  

  一、自杀研究现状的困境表述

  

  根据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关于1995年至1999年这几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费立鹏(Phillips)先生披露,我国自杀死亡率应为23/10万,每年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为28.7万[1]4-5。而按照一般的国际标准,自杀死亡率超过20/10万的国家就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费立鹏所披露的数据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随后有一些著名的研究中国自杀现象的学者对这一数据表示质疑[2],但这并无法改变自杀仍然是我国人口死亡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也无法改变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的意义。

  不仅如此,对中国自杀现象比较有共识的是,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具有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自杀现象的特点。如中国农村地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青年人的自杀率高于中老年人,女性自杀率显著高于男性等[3]。具体来说,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且农村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66%[4]。有学者还通过对全球43个国家提供的自杀死亡率资料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5]。相反,一般而言,西方社会是城市地区的自杀率高于农村地区的自杀率,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自杀率。就算同属于东方社会,我们的邻国日本其自杀特征也与中国差异显著,以自杀者的性别为例,日本男性自杀比例长期高于女性,如日本2002年自杀死亡者中,男性的比例即高达72%[6]。因此,国内有部分学者曾提出,对于我国农村自杀现象的研究应有我们本土的视角[7-11]。

  更有趣的是,不仅中西方社会在自杀现象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就是在中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自杀现象的差异也极大。从广义的区域来看,北方农村、中部农村与南方农村的自杀现象均有各自的特点。如南方农村因代际关系冲突导致的激愤型自杀较多,中部农村和北方农村相对较少;中部江汉平原地区因子女不孝而导致的绝望型和孤独型自杀较多,北方次之,南方较少;北方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相对较少等[12]。然而,这一点为国内大多数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所忽视。

  吴飞先生从“过日子”这个本土概念来理解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他认为过日子和做人是家庭生活的核心,自杀是对家庭生活中的委屈的反抗,也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其核心是追求家庭内部的一种正义,而之所以要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在吴飞先生看来是因为家庭政治是以亲密关系为起点的,同时也仍以亲密关系为家庭政治的终点[13-14]。吴飞先生的研究在国内具有开拓性,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内自杀研究在社会学传统上的发展。而且,其论述始终以中国的家庭为核心而展开,可以说把握住了中国农村自杀的主要特征。

  然而,吴飞先生的结论可能只具有局部正确性。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将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全部压缩在一个空间点上——华北一个叫孟陬县的地方。因而,其所讨论的自杀现象其实具备鲜明的华北农村的特征,但未必能代表如中部农村、南方农村等地方的自杀现象。其二是,他将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全部压缩在一个时间点上——即他写作时的具体物理时间。同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一直处于急剧变动的过程中,其中,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尤其剧烈。因此,近30年来,不同时期的自杀现象,其背后的逻辑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三是,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其并没有明确交代。看上去,吴飞先生主要遵循的还是社会学传统中迪尔凯姆的进路。然而,迪尔凯姆的进路是以自杀率为研究对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要求要有一定量的自杀样本。显然,一个孟陬县的若干村庄无法达到这一要求。而另一方面,吴飞先生在讨论自杀原因时,将之视为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中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因此,有如他的书名所说“浮生取义”,而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又有落入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学进路之嫌。由此,吴飞先生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田野的事实与观念的抽象两者的模糊地带中。

  事实上,自杀现象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而产生。因此,当我们将空间观念纳入进来考虑时,我们会发现“浮生”未必一定是“取义”,“浮生”本身便既有可能是一种目的,也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手段。当我们将时间观念纳入进来考虑时,我们又会发现,家庭政治未必在每个时期都是以亲密关系为起点和终点的。在这两点上,一些学者对中部地区京山农村的自杀现象研究恰好提供了与华北农村不太相同的反证。贺雪峰教授和杨华从京山农村的民间宗教信仰状况、农民死亡观念等角度出发,阐述了一个对死后世界没有想象的地区的老年人的高自杀率的情况[15][8]116。陈柏峰主要从代际关系变动的角度揭示了家庭结构中老年人的越来越呈现出的弱势地位导致了他们的高自杀率的出现[9]166-169。刘燕舞认为,1980年代以来,缺失1949年以前的在家庭中具有优势地位的老年人,加上因为集体体制的解体,市场逻辑的侵入,使得他们在遇到生存困境时缺失任何支持,从而走上自杀之路[10]147。他们的研究在一个异于华北农村的空间里阐释了自杀者的绝望与激愤,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华北农村的农民自杀的逻辑。不足的是,他们更多地关注了农民自杀的原因,也即着重阐释了农民为什么会自杀,而对于农民为了什么而自杀却关注不多。同样,尽管他们试图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地区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自杀逻辑,但是,这种区域差异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视角”来运用的,更多的是针对其他地区的一种参照。如他们并未在具体的研究中更为深入地阐述为什么华北农村是那样,中部农村是这样,南方农村不是这样和那样。因此,具体到研究中时,仍然是以一个空间为阐述对象,而将比较的空间隐藏在观念中,仅用于观念层次的参照,并没能呈现出来。

  不管是脱离具体的时空也好,还是在具体的时空坐标中没有理解自杀现象的区域差异也罢,导致这些研究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研究自杀的具体进路选择不够恰当。在既有关于自杀研究的理论传统的关照下,国内自杀研究实际上也同时复制了这些理论传统的局限。因此,为了深入揭示这一问题,并从中展示出我们未来关于自杀研究的可能进路,我们就有必要回溯并讨论自杀研究的理论传统及其局限,并从中分析与我国自杀经验现象的切合度,以及既有研究理论传统对研究条件的要求与我们现有研究条件之间的张力。

  

  二、自杀研究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传统及其局限

  

  严格来说,在社会学还没有诞生之前,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角度展开的。

  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关于自杀研究的理论可以溯源到心理学巨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那里。在弗洛伊德看来,除了具有求生的动力机制外,人还具有求死的动力机制,也即死亡本能[16]。弗洛伊德以后,人们继续推进和发展了其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卡尔·门内格尔(Karl Menninger)认为自杀是由精神动力三联征所导致的,即人具有“想死的愿望、想被杀的愿望和想杀人的愿望”[17]。而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得勒(Alfred Adler)亦认为,自杀是克服生命感和死亡感的途径,是对他人进行责备和报复的方法[18]。

  在迪尔凯姆就自杀展开社会学研究之前,法国著名精神医学家埃斯奎罗(Esquirol)认为,自杀总是同某种精神错乱联系在一起,对于精神错乱来说,自杀表现了其所有特点,自杀可以看做是其症状之一[19]154。在迪尔凯姆开创了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后,自杀现象研究就一直存在两套理论传统。心理学或精神医学此后仍一直占据着自杀现象解释的主流地位。美国著名精神科医生埃德文·施奈得曼(Edwin Shneidman)指出,自杀者往往有一个三段论式的逻辑错误,他们认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那么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自杀者这种三段论的逻辑错误,就在于他们将现在的“主我”与死后的“宾我”(或“后我”)混淆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宾我”(“后我”)是无法感觉到“主我”是否得到了重视的[7]17。施奈得曼后来又提出“自杀是一种情感上的疼痛所导致的”,并提出“情痛”(psyache)这个概念来分析自杀现象[20][21]。施奈得曼的研究对现代自杀学的推进有着卓越的贡献,也奠定了他在美国自杀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心理学或精神病学进路的研究立场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如下四点命题:自杀总是某些心理病学状况的产物;因此,自杀的原因必须在有关的精神错乱类型中寻找;这些原因是生物学上的而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学即使对自杀分析有贡献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19]154。

  而在笔者看来,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传统,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社会因素后,将支撑自杀现象存在的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实体,因而,所建构的关于自杀的理论好像能够解释所有社会的所有自杀现象。而事实上,我们在研究现状表述中已经讨论过,自杀现象的中西差异以及国内的区域差异都是极大的,如何理解这种背后的差异的生产逻辑,显然是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传统所无法解决的。

  国内自杀研究中,采取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传统进路的,基本上都可能有照搬西方研究成果之嫌,本质上并没有脱离这一理论传统本身的局限。因而,这一研究进路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惊人地相似,如自杀者个体具有焦虑、疑心、抑郁、病态人格、脱离现实等性格缺陷之类的导致自杀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原因[22]。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身体与社会机能逐渐丧失从而造成不适应从而引起自杀[23][24]。这些研究结论几乎可以成为解释自杀现象的“万金油”,对每个地区、每类人群的自杀均适用。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自杀者不仅仅具有巨大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城乡差异,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区域差异,对这些差异的解释,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传统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或扮演成“包打天下”的角色。

  

  三、自杀研究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及其局限

  

  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相对应的,就是发轫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迪尔凯姆将自杀率作为分析单位,将自杀的研究与心理学划分出鲜明的界限,并试图论证,在关于自杀的解释上,心理学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而社会学才是主导性的。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迪尔凯姆开创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主要是为了论证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其自身并非要刻意对自杀表示兴趣。且人们认为,迪尔凯姆主要针对的论争对象是其此前的塔德(Tarde)等还原主义学派的,更特殊地看,他还是为了针对我们前文述及的埃斯奎罗等认为自杀率能直接依据精神错乱的分布而加以解释的代表者[19]154-155。

  自迪尔凯姆开创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自杀的传统后,后续的众多社会学切入的关于自杀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迪尔凯姆的基础上推进的,但迪尔凯姆的进路并非十分完美,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研究自杀一样,这种完全忽视个体而完全从整体的角度考察问题,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详细梳理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研究,并指出其中的不足,由此逐渐从中展示出我们研究自杀时可能的不同于迪尔凯姆同时也不同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进路。

  迪尔凯姆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消极或积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未遂也是这种意义上的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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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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