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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

更新时间:2010-10-18 18:23:58
作者: 刘燕舞  

  但在引起死亡之前就被制止了[25]11。”对于这一定义,迪尔凯姆认为自杀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自杀者是在深知原因的情况下完成的,并知道这种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尔凯姆显然想避开滑向他所批评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进路。因此,对于自杀的定义,他只强调原因,而忽视目的或意图。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死者做出自杀的决定,即使做出这种决定,对于研究者或观察者而言,也无法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意图或目的到底是什么。迪尔凯姆认为,意图是非常隐秘的东西,除了能够大概估计,别人是无法精确觉察或猜想出来的。甚至,在他看来,自杀者自己也不知道其做出自杀的目的或意图是什么。他进一步质疑用目的或动机来解释行动的理由是,他认为,许多同样的行动不需要改变性质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完全不同的目的[25]10。

  然而,在笔者看来,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定义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测试,比如,一对夫妻平时很恩爱,有一天在田里劳动时,夫妻俩突然为琐事吵架了,丈夫吼妻子的时候,妻子说,那里有瓶农药,你那么大本事吼我,你敢喝了吗?丈夫不甘示弱,二话不说,就把农药拿起来喝了。如果按照迪尔凯姆的定义,这种例子肯定是自杀,但是,这显然无法从整体主义的进路来解释,这在我们后面讨论到其关于自杀的类型的时候,就更加无法对这种合乎迪尔凯姆定义的自杀事件进行归类。当然,迪尔凯姆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不然,他无法解决这个困境。因此,他并没有将自杀本身作为分析单位,而是选择了自杀率这样一个客观的整体的社会事实。他认为,自杀率并非是孤立的、一个个的自杀事件的简单整合,而是一个特定事件里所形成的一个新的聚合性的整体,是一个新的、特殊的、具有统一性的社会事实,其特殊性就是其社会性质[25]14。确立好分析单位后,他开始以排除法的形式找寻不同的自杀率的社会原因。他以其敏锐的思维和缜密的逻辑排除了诸如心理变态(如躁狂、忧郁、强迫、冲动或不由自主、模仿等)、生物因素(如种族、遗传)以及自然因素(如气候、温度等)。排除这些非社会因素应该说并不是太难的,至少在迪尔凯姆之前已经有众多研究者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如塔德和埃斯奎罗他们。因此,迪尔凯姆只要将此前公认的一些非社会因素抽离出来逐一进行讨论即可。

  但如何确定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因素呢?这个时候,迪尔凯姆从个体主义进路上对自杀进行定义和从整体主义进路上对自杀率进行研究的困境就非常明显地凸显出来了。因为,如果要从经验中来确定自杀类型,那么势必会面临如何界定单个的自杀事件的难题,按照迪尔凯姆的定义,他是无法排除一些他无法研究的自杀事件的,比如我们上述所列举的那种例子。此外,他也缺乏经验材料来支撑,他研究自杀的时候,除了一些统计数字,十分完整的单个自杀案例并不多。所以,他坦承“根据自杀的方式或形态学特点对有理智的人的自杀进行分类是做不到的,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的资料。事实上,要进行分类,就必须拥有关于大量案例的正确描述[25]136。”因而,迪尔凯姆并没有采取形态学的方法对自杀(率)进行分类,而是采用病因学的分类,也就是先假定一些社会因素,然后再来逐渐论证,论证完毕后,再回过头来确定自杀的类型。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将顺序颠倒一下而已,因此,他认为“不必费劲去弄清那些类型为什么会彼此互不相同,而是立即探索决定这些类型的社会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把这些条件分为若干不同类别[25]137。”可问题也正是在这里,这样做,一方面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嫌疑太大,另一方面也正如他坦承的但却不被他视为问题的“只假设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不是直接识别这些类型[25]137。”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其本质上还是个体主义的定义与整体主义的研究两者之间无法克服。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与整体无法很好地在迪尔凯姆那里通约所致。当然,研究材料本身的限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迪尔凯姆所具备的不仅仅是一堆统计数据,而是还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自杀案例,或许情况也就会不一样了。

  正是上述这一悖论,使得其关于自杀的分类研究仍留有比较多的问题。迪尔凯姆主要选择两个重要变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来考察自杀的类型,据此,他将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如下表1。

  

  表1:四种自杀类型[26]

  社会整合低利己型自杀

  高利他型自杀

  社会规范低失范型自杀

  高宿命型自杀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着重论述的是利己型自杀与失范型自杀,在他看来,这两种自杀类型是现代社会的病态表现。对于利他型自杀的论述相较于前两类并不是太多,因为,在迪尔凯姆看来,这种自杀类型主要存在于低级社会,因为个人服从群体是这些低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因而,利他型自杀可以说是低级社会集体纪律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25]398。而对宿命型自杀则仅在脚注中提及,并未详细论述。进一步,我们发现,迪尔凯姆仅仅是只将前三种类型作为自杀的基本类型。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认为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迪尔凯姆进一步讨论了自杀的混合类型[25]318,我们可以将这些混合类型与基本类型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其中的原因,见表2。

  

  表2:自杀的基本类型与混合类型[27]

  社会规范社会整合

  低中高

  低A、利己型、失范型B、失范型C、失范型和利他型

  中D、利己型E、适中F、利他型

  高G、利己型和宿命型H、宿命型I、利他型和宿命型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迪尔凯姆其实只关注了表格中的B、D和F三类,其他类型特别是混合型几乎都没有展开研究。

  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这就需要回到我们前文所说的研究进路的讨论上来。在笔者看来,并不是迪尔凯姆不想关注其他类型的自杀,而是他无法解释。如果要将其他类型尤其是混合型自杀考虑进来的话,势必要涉及到经验材料上,而迪尔凯姆当时的研究条件无法满足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只要他分析剩余的那些类型,由于要关注到具体的经验材料,那么,在分析具体的自杀案例时,就又势必会陷入他所抨击的个体主义进路的圈套。这样一来,与其所宣誓的要从整体主义的角度将自杀率作为分析单位就会自相矛盾了。而支撑他研究自杀率的材料就是统计材料,这样,他实际上过分地将个体与整体、统计与经验对立起来了,尽管看起来可能十分科学,十分实证,然而,这种自杀研究毫无疑问有落入统计意义上的自杀之嫌。而我们研究自杀必定是要关注生活中的自杀,特别是,当我们并非要像迪尔凯姆一样,为了论证其社会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而是要将自杀本身作为我们的学术关怀的时候,我们关怀的是生活中的生命体。

  由此,完全从迪尔凯姆所开创的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上推进,就必定还会遭遇他已经遇到过而且无法克服的困境。我们前文述及的国内从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进路研究自杀现象的研究成果都存在这一问题。有的研究者如陈柏峰在估算的年均自杀率上展开对问题的整体揭示与描述,但对这些自杀率的解释却无法做到从整体层面展开,而采取了从个体主义的进路上选择具体的经验案例来进行论证[9]168-169。尽管这种研究给我们展示了整体的自杀率以及分析了鲜活的个体自杀经验,然而,这两者之间如何通约仍然无法解决。其本质仍然是迪尔凯姆研究进路的内在困境与张力在国内自杀研究中的具体呈现。因此,要克服这种局限性,我们就有必要另觅新路。

  

  四、自杀研究的人文主义社会学转换及其超越

  

  迪尔凯姆所开创的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毫无疑问是自杀研究中的光辉典范,就论证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来说,迪尔凯姆基本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然而,具体到研究领域来说,关于自杀的研究,迪尔凯姆主义的局限性一直为后来者所修改或诟病。这其中包括迪尔凯姆的门生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提出“社会孤立度”(the degree of social isolation)的概念对迪尔凯姆的理论进行修正[28]。亨利(A.F.Henry)和肖特(J.F.Short)从“外部约束力”的角度对迪尔凯姆所提的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进行了修正[29]。杰克·吉布斯(Jack.P.Gibbs)和沃尔特·马丁(Walter Martin)从社会流动与阶层整合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自杀[30]。这些人的研究均发展和推进了迪尔凯姆所开创的道路。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研究进路本身所存在的局限,使得在整体层面上讨论的自杀率与实际生活中的自杀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关于自杀的研究也就总与真正的自杀现象有着一定程度的隔膜。

  后来人们继续反思这一进路是否合适,不仅仅关注到自杀率是否可以作为唯一的关于自杀的研究对象,而且还关注到了如何来理解和推进对自杀本身的研究。由此,部分西方学者开始从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另一条人文主义的社会学传统的道路上来思考这一问题。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者是杰克·道格拉斯(Jack.D.Douglas),他指出,研究者必须要关注每个具体的自杀行动,并对其情境做出解释性理解,因此,与其单兵突进地将自杀率作为唯一的考察对象,还不如通过对自杀者相关的人展开深度访谈,以及收集一些与自杀者的自杀行动有关的材料,进而来理解自杀者自杀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s)到底是什么[31]。

  道格拉斯的研究进路对我们研究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可以说,我们当前国内的自杀研究如果在迪尔凯姆主义之外,再从韦伯主义的进路上做出开拓与延伸的话,就会呈现出新的有意义的而且更加可行的研究空间。

  某种意义上,在笔者看来,我们的研究条件与迪尔凯姆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刚好是相反的。首先,现阶段,我们仍缺乏较大样本量的关于自杀的统计数据,即使现有的一些自杀率数字,也都是根据少数几个监测点的官方统计来大致估算的。其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期内,自杀在我国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甚至在这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因而也就不存在自杀现象[32],我们更加无法获得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自杀率数字,哪怕是像现阶段的通过估算而获得都不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可以说,迪尔凯姆所有的正是我们当前没有的,而且也已经无法拥有。第三,在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够做到的便是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从一个一个的村落中获得最近30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所有自杀案例。从这一点来说,迪尔凯姆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当前可以有的,通过研究进路的转换,也会变成迪尔凯姆所没有的成为我们所有的。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及现实考虑,我们可以决定从研究进路上暂时告别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传统,转而从韦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来解释和理解我国农村的自杀现象。这种进路转换更加切合当前我国自杀研究所具备的现实条件,也有助于克服迪尔凯姆进路的内在张力。如果说,要如何做到从本土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本土的自杀问题的话,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进路的转换本身就可以说明研究的本土性,而并非必须得从本土中去挖掘概念才能具有本土研究特质(当然,这本身也非常必要,但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研究进路上的转换,使得我们必须要重新理解自杀。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自杀当做一种“社会行动”,而不简单地是一个“社会事实”。也即我们要将“自杀行动”作为分析单位。因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就不是要去用另外一些社会事实来解释自杀(率)这一社会事实,而是要运用理想类型的办法来解释性地理解自杀这一社会行动。

  我们理解自杀行动的重点是其社会意义,也即自杀者为了什么而自杀。通过理解其社会意义,我们再进而探讨为什么不同的区域内自杀行动的社会意义会不一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更宽广的层面理解其差异的机制,进而达到最终理解区域差异的目的。只有理解了自杀行动的区域差异的机制后,我们才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自杀危机干预手段。而当前国内自杀研究之所以无法达到或完成这一目的,其困境就在于他们采用了迪尔凯姆所开创的进路,但实际研究条件却不具备迪尔凯姆主义所要求达到的,如对自杀率的详细且准确的官方或民间统计数据的缺失和不可能拥有,或者仍然沿用心理学传统将支撑自杀行动发生的社会视为同质性很高的整体。因此,不改变当前研究进路,就无法克服并超越当前自杀研究的桎梏。

  

  五、结语

  

  从已有的数据披露来看,我国是一个高自杀率国家。这一客观现实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正视并关怀我国的自杀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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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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