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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错位的学术反腐——“汪晖抄袭门”之中国学术界症候分析

更新时间:2010-10-16 14:30:42
作者: 姚新勇  

  开启了既富问题针对性,又富话语生产性的中国族群问题的言说方式。具体到汪晖对《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而言,现代性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视角与西藏个案的结合,既让我们看到了西藏问题逐渐激化的本土现代性的文化悖论关系,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西藏的“香格里拉化”中所包含的“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对中国西藏问题的重要影响。

  对于许多人来说,有可能同意汪晖对“香格里拉迷思”的批判,但却可能对他由此而来的对于网络爱国主义的肯定、对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强调这两点会有所怀疑。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地说明,爱国主义、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说,往往会成为专制的借口、手段,往往被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中国的确不仅一直在充当着“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材料,而且也的确一直经受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威胁,一直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因此,爱国主义、中国尊严、中国国家利益等说法,就不仅仅只是体制意识形态的说辞,更非所谓“义和拳”式的愚昧群氓愤青的过剩力比多的宣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不去看历史,不去管中国是否会分崩离析,也仍然无法否认汪晖思考的意义。因为只要真正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真正从普通人——那些很可能遭受国家解体、种族仇杀之害的平民百姓——的角度感受、思考,真正正视世界“民主化兼民族主义化”所内含的灾难性可能,真正了解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境内外族裔民族主义人士的偏激心态和网络汉民族主义的极端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民族问题认识的偏差,可能就不再会那样轻易相信,只要实现了民主化、只要让少数族裔人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或自治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就可以自然解决了[9]。

  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解读,也表现出了相近(相关)的视角呈现出了同样的启发性。从历史看,原来日本、琉球、中国等同属于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其中作为天朝的中国是此体系的核心,日本琉球大致可归为边缘的番邦,不过介于日本与天朝中国之间的琉球国是比日本更为弱小的番属,其安全由于归属于中国而得以保证的。但是近代帝国主义向亚洲的扩张,冲击、肢解了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率先摆脱朝贡体系的附属性和被西方殖民的威胁,成为了亚洲最早的独立民族国家,并加入列强的行列,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等。因此,日本、琉球、中国近代关系的变迁史,就既是西方帝国主义亚洲扩张史,也是旧有中华朝贡体系解体、新型亚洲各民族国家关系结构形成史。以这样的视野来看,现代中国国家的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传统帝国的怪异残留[⑥],而是具有独特历史合法的民族国家模式。很显然,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思考,或日本、琉球、中国关系变迁史的思考,是与其对西藏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东亚到南亚、到西北亚、中亚这一广阔区域的现代变迁,构成了传统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空间的历史。可以说,今天无论是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还是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西关系问题,都属于全球-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延续、变种[⑦]。

  相信那些对汪晖或所谓“新左派”抱有看法的朋友读到我这样的评述,一定会不以为然的,甚至会认为我被汪晖表面的博学迷惑、吓住了。汪晖的言论当然不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其著作还存在多少未被揭发出来的可能抄袭之处,我们都无法否认他的思考、他借助《读书》杂志等其他条件所主持的思想学术讨论,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这种主要并非源于体制性权力的能量,而是来自于汪晖对转型中国问题的敏锐、洞察。更重要的是,汪晖的系列思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为转型中国寻找超越专制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路向的选择,当然不是汪晖的发明,广义的西方左派思想(西马、依附理论、后殖民批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等等)都是构成其相关思考的理论资源。但是汪晖的贡献在于,将所有这些外来的理论资源通过对转型中国的现代性悖论这个总问题的把握与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突破了各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为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开启了多样性的角度、视野、路径、甚至基本范式。

  

  四、“左右之争”与中国问题的放逐

  

  上面我大致分析了汪晖对于中国当代思想的贡献,但是很可惜,汪晖所提供的范式性的革命,这一为中国寻找第三条发展路向选择的努力,却很快被归类为了“新左派”,中国思想界形成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不乏意气用事的争论。仅管早在十年前就有人为此提出警言[1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左右二分的划分不仅仍然阴魂不散,而且似乎显得越来越真,越来越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有关(本文暂且不论),另一方面也与知识界本身的偏见、怯懦、缺乏自省有直接的关系。先让我们来看看所谓“右派”的问题。

  十几年前汪晖就指出,由“新启蒙主义”演化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看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转型中国问题与世界范围的全球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关系,简单地以中/西、传统/现代、专制/自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结果导致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主张的市场经济的理想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将中国当下诸多问题的总根源简单地理解为体制专制,从而将(纯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体制看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看不到或忽略正日益快速溶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国,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严重剥削的现实,看不到中国正面临被肢解、碎片化的巨大危险[11]。

  虽然说这样的概括可能有点以偏盖全,但却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症结。比如秋风对于全球化的拥抱[12],刘军宁对民主制度的追求所导致的对小国寡民道家传统的缅怀[⑧],朱学勤对毛泽东-鲁迅专制主义一体的批判[13]。

  最能集中表现“左”“右”极端之分的可能还是对于当下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借助于网络诞生,并逐渐推进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像1998年抗议北约轰炸中国住南斯拉夫大使馆、奥运前后西藏网络保卫战等都是网络青年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性行动[14],而前不久才上演的“6·9圣战”[⑨],虽然背后具有商业推手的操作,但却也再一次显示了民族主义拥护者之众。

  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们给予了严肃的批判,将其视为义和团式的盲目、愚昧的爱国主义,简单、粗暴的民粹主义。他们不仅对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本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似乎连带着中国一起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使得他们不仅在涉及中西纷争中,几无例外地直接或隐含地站在西方一边,而且在涉及中国民族冲突的矛盾中,似乎也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反对或批评中国或汉族的声音。这一点只要仔细观察一下2008年以来南方报系对涉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反应就不难看出[⑩]。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与境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动向是相一致的[?]。

  自由主义的这种日渐“右倾”的极端化倾向,不仅让他们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的偏见,也使得他们在努力批判性地发现中国问题的同时,丧失着批判的有效性,并越来越多地失去了中国青年的拥护。但是反过来,这并不说明汪晖思想批判性的加强。当年汪晖将新自由主义称之为保守主义,但时过境迁,汪晖及被划分为新左的人士们,却似乎越来越更像是体制的保守者。这恰恰说明汪晖试图激活传统共产主义体制的人民民主性和资本批判性努力的失败。

  汪晖说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到了市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体制的陷阱而不自知,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面对、所批判的体制,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是一个利用国家强力推进市场资本主义、推进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体制。[15]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立场症候的这种洞见,恰恰也隐藏了自身立场弊端的可能。也即当年他还是更多地站在寻找中国转型第三种路径的立场,来区分毛氏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当下市场推进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还谈不上对毛氏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肯定,更多地还象是借这种区分来说明中国第三种道路选择的必要性[16]。但是一方面由于作为纯粹的理论思考,汪晖及其同道,实际上无法将自己的“双重批判”(对国内专制资本主义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的思考,与具体的社会反抗性实践相联系,加之西方对迅速经济崛起的中国围剿的加剧,使得他们也越来越将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寄托于对于国家体制的内部的转型上,随之对于毛氏社会主义专制性的批判也越来越弱,对其反现代性和民主性的肯定也愈益增强。这样一来,汪晖等也就变得更像是怪异的“保守左派”,更容易被怀疑为为专制的帮凶。类似的问题,同样体现在汪晖近期关于西藏和琉球问题的思考中。

  两年前针对汪晖关于西藏问题的思考我就指出,他重新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史贯穿为爱国主义主导的历史,并视之为激发民主和开放的潜力、现代平等政治的基础,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启蒙立场的倒退”,而这种倒退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民族问题领域,则在于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内在冲突性的回避[17]。同样的问题仍然出现在他关于琉球问题的思考中。根据相关介绍可以看出,琉球问题对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启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醒我们将中国的现代转型,放置到全球、东亚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历史的框架中加以把握,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古代中华朝贡体系、西方列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之复杂关系的历史空间座标。二是以“冲绳反抗”为核心的琉球问题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样的启示都应该不仅包括中国与全球、与西方、与周边国家的现代转型关系,还应该包括中国内部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间的相互的现代转型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等列强势力冲击下,传统中华朝贡制的中国不得不向现代转型,中国因之成为近五百年以来的全球殖民现代性的一站。但是转型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同质的坂块与先后而来的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关系,与此同时,在它自身内部也发生着不平衡的、波状推进的、由“中心”向“边缘”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免的冲突与暴力,同样存在着“先行现代核心地区”对“后行现代边缘地区”传统结构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各种“民族问题”恰恰正是这一至今还未完成“中国现代转型”的症候。因此,当我们引进全球视野、东亚视野或琉球视野时,就不能仅止于外部性的全球关系,而忽略内部性的现代性关系,忽略中国内部的跨地区现代转型问题;因此,当我们在谈及西方、日本对于中国、琉球的暴力性冲击时,就不应回避内部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的暴力问题。虽然汪晖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将原来主要为外部性的思考,拓展到了中国国家内部中,提出了作为“跨体系社会”结构的中国这一命题,也点到了从另外的角度看,实质上所谓中华朝贡体系的“跨体系的社会”“无论是礼仪性的体制,还是强制性的机器,它们总是与统治的问题相关”[18],但是他似乎仍然在回避着更为严峻的内部问题,缺乏自觉的“国家反省”,也就是说他仍然回避着传统中华朝贡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内部所存在的国家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性关系问题。因此对他琉球抗议运动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引入,也只能是还未触及中国现实,就草草场。总之,汪晖对琉球视野的引进,既引导而又遮蔽了琉球问题对于中国当下族群问题的重要启示性。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而汪晖却恰恰没有克服怯懦与犹豫,屡屡在紧要的关头止步不前: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如此,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如此。难道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两者不存在隐密的内在关联吗?

  这在汪晖如此。对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类似的考问难道没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吗?当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责备、批评、抨击他者时,当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立场出发去伸张自己的观念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偏狭性、简单性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回避着历史对我们严峻的挑战吗?难道不是在掩盖着道德、良心等内在律令考问的尴尬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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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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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争鸣》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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