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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

更新时间:2010-10-15 12:42:09
作者: 戴长征  

  这些位置及其对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和制度的决定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要正确理解“场域”的特性,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1)要将场域理解为一个运作的空间。“场域”的效果正是在这个空间中发挥的,由于场域效果的存在,任何在这个场域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必须联系存在于其中的各种客观关系来加以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察这些事情本身的性质上。

  (2)要将场域理解成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他们可以利用各种策略来巩固和改变他们在该“场域”中的位置。在争夺“场域”位置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谁能将一种有利于自己所拥有资本的等级化格局强加给他者。

  (3)要将场域理解成包含一种投入(investment)的时空。人们虽然置身于某个场域,但不一定能够全面认识场域的性质及该场域所设置的前提。置身于这样的场域之中,人们的行动有着一种“身不由己”的倾向,即陷入场域自身所固有的逻辑之中。“因此,一个场域是由身体和信念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深陷其中的实践信念并非一种心灵状态,也不是武断遵从一套外界灌输的教条,而是一种身体状态,是被各种社会秩序加以系统利用的体现在身体上的性情倾向,即布迪尔所谓‘内在性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ofinternality)。”[8](P280-281)

  布迪尔对权力符号的运作的研究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在布迪尔看来,语言能带来一种“温和的暴力”(gentle violence),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它还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工具或媒介。语言关系就是一种符号权力关系,通过语言关系展示了言说者及其所属各个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布迪尔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拥有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结构复杂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布迪尔强调,在语言市场中流通的并不是完全同质的索绪尔式的“语言”,而是在生产和接受上都具有特定方式的话语。人们并不是向没有任何身份的张三、李四说话,所有的言语都预先假定一个合法的言说者和一个合法的接受者,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可。一个人在言说时,不仅期望听者能够理解他,而且希望能够相信、尊敬甚至服从他。所以,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在乔姆斯基那里,语言的技能是一种抽象物,但在布迪尔那里,语言是一种实践,人们掌握语言的技能就是掌握在合适的场合说出合适的话的能力,是在实践中把握语言本身和语言情境的能力。

  当我们在研究基层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时,布迪尔的论述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发。既然语言不仅仅是运用语法结构单词的过程,既然言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曲折的反映,那么由于权力的不平等性,人们在语言的分配和使用上当然就不可能是平等的。“言语”不但意味着某人拥有语言的技巧,不但意味着他能说,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他有权利说,意味着他在特定情境下有用语言表述自己权利的自由。因而,上文所说的基层群众拥有意识形态话语的使用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使用这种话语时,拥有了与基层权威同等的权力,因为群众与基层权威在政治系统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有巨大区别的。布迪尔曾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明语言所暗示的权力关系:“如果我是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坐在安乐椅上,百无聊赖地读着一份周末版的报纸,对我来说,也许只要对仆人说句‘约翰,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他就会去关上窗户。”[9](P195)可见,只有处在一个适当地位上的人,才具备一种“以言行事”的权力,才具有运用语言规范秩序、调节关系的权力。因此,对固有话语结构的破坏,要么意味着对一种旧存秩序的颠覆,要么就意味着言语者的角色错乱。

  在当代中国基层,由于人们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他们在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的地位也不同。基层权威对普通群众在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不但取决于他们代表国家行使的意识形态话语管制权,而且也表现在他们有着比群众更大的使用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例如,在经常性召开的会议上,如果基层干部对一位下属提出批评,认为他在一次分配奖金或福利的活动中无理取闹,并进一步以善意的面孔教育该职工要提高觉悟,增强集体观念和利他意识,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这些话在会议上是出自一个普通群众之口针对某位基层干部的,这种语言和身份的不对称性,一定会令旁观者吃惊,人们会认为该职工是藐视或挑战领导,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滑稽感。因此,在基层权威和群众的双向沟通的话语格局中,经常感到符号压力的应该是普通群众,而不是基层权威。这恰恰反映了基层政治关系中普通群众和权威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张力。除非在特殊时期,普通群众是不可能运用意识形态话语对基层权威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的。

  虽然我们认为在理论上国家赋予了群众监督基层权威行使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和管理权的权力,但正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对权威的监督只有在一种制度化的支持体系健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样,普通群众在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的监督地位也需要一种保障体制。

  但是,承认基层意识形态话语结构所具有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普通群众在这种结构之下就是无所作为的。由于符号权力不但是一种支配工具,而且是一套知识系统,它不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创造秩序,而且也被现实所塑造着,在现实中被认识着。“符号权力”的概念不仅强调自身对社会的支配和规范作用,而且也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人,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反作用于“符号权力”体系。在当代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群众并非是全然被动的。这是因为,既然作为一种符号权力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套知识体系,那它必然就是可以获得解说的,群众通过不断提高解读意识形态话语的水平,可以就基层权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和管理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制约基层权威对国家政治话语的误读和歪曲。而且,按照布迪尔的说法,符号权力对人们的支配效果总是取决于它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程度。既然符号权力本身和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感知范畴是可变的因素,那么,符号权力所确定的支配格局也就不是不可改变的。在布迪尔那里,由于上述“吻合”关系的存在,社会行动者往往并不把那些符号权力加于他们的事物当做是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反而从心理上予以认可,因此可以说,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一种“合谋”(complicity)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符号权力的行使是一种“合谋”,那么就存在着一方退出这种合谋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基层群众或者因为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或者认为基层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不正确而拒绝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解读,这两种情形都表明,基层群众在压力型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参与者形象是可以改变的。

  

  三、符号和标签:一种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

  

  当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具体发挥作用,即符号权力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作用的问题时,还需要大量的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功能是通过一种“倡扬—贬抑”机制,即政治社会化机制发挥出来的。政治权威希望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分析,分辨出真的和假的、善的和恶的、美的和丑的,通过把各种政治行为和社会现象纳入这种一目了然的框架,通过这种政治“分类技术”,为社会人群树立一些学习和效法的规则和榜样,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一些必须加以反对的反面典型。使用这种一目了然的二分法,其目的在于将人们的思想尽可能地统一在国家符号权威下,使人们简洁明了地认识到政治权威反对什么、提倡什么。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灌输努力,社会意识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变,这一过程正是政治权威所期望的人们向他们倡导的政治符号体系“靠拢”(社会政治的权威取向)的过程。

  J.C.亚历山大有关市民话语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符号权力如何发挥作用颇为重要。亚历山大认为,市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性领域,它同时还是一个有结构的、由社会确立的意识领域,是一个在明确的制度和精英们自我意识到的利益之下和之上起作用的理解网络。亚历山大认为,要研究市民社会的这一主观维度,就一定要承认并集中关注一些独特的符号性准则体系(symbolic codes),这些符号性准则体系对于构成那些处于社会内部或外部的人们的社会感来讲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准则体系提供了亦纯亦不纯的结构范畴,而市民社会的每个成员或潜在成员都被规定,边际人口的身份才变得有意义,以及高位的获得才会被认为应当或非法”[10](P214-215)。正是凭借这一有系统的、精致的符号准则体系,公民才能判断谁应当而谁又不应当被包括在市民社会内,判断谁是朋友而谁又是敌人。那些自认为属于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当成员的人总是用符号准则体系提供的正面来界定自己,而用这一符号系列的负面来界定那些被认为没有资格成为政治共同体正当成员的人。对每一个社会的成员来说,正面和负面的符号系列都被认为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描述。

  过去,曾经提倡以左、中、右标准划分社会政治人群。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党要求其成员和一般民众务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明确自己热爱什么、憎恶什么。意识形态话语的坚定性和明确性是通过一套概念系统来表达的,其中正面的一极通常对应着这样一些语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热爱祖国、先进、进步等等;负面的一极通常也有一套语汇与之相对应,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卖国贼、落后、反动,等等。

  通过这样的对比,以凸显意识形态的方向性。亚历山大对意识形态话语两极化倾向的研究表明,通过语义学可以找到造成这种极化语言形式的因素:一类因素是语言上的同源性,这种同源性在社会描述与规定的不同术语之间造成相似;另一类因素是语言上的反感性,这种反感性在上述术语与其他系列符号之间确立对抗。所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高尚成员的人们都根据这一符号系列的正面来界定自己;同时根据这一符号系列的负面来界定那些被认为是低劣的人们。事实上,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们“所相信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内容,他们运用这两者来对诸多政治性共同体作可行的规范性评价。

  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治权威不但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民众以系统化的符号价值,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使这些符号价值得到形象体现的象征系统。榜样和典型是符号价值的最重要的象征。意识形态采取符号(榜样)的形式比采取文本(说教)的形式更有效,这似乎在于前者隐藏了某种真实的意图;同时由于符号的可感知性,增加了可模仿性,因此可能更加亲切。每种符号象征其实都有意识指向,它具有简化、浓缩、易解、形象和可模仿的各种好处。树立一个具体的典型(如“雷锋”),要比给出一个“热爱党的人”、“大公无私”这样的概念更可接受。榜样和典型有层次上的区分,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次上存在着国家树立起来的榜样和典型,在地方层次上有地方政治权威树立起来的榜样,基层权威也经常树立自己的榜样和典型。通常,地方和基层权威所树立起来的榜样和典型具有模仿国家层次榜样和典型的特征,这是因为国家级别的榜样和典型才有资格体现更为抽象、也更为正统的价值取向。

  地方和基层的榜样和典型事实上是对国家层次榜样和典型的具体化,是对国家话语的区域性诠释和行业性叙述。行业、系统、地方以及基层模仿全国性榜样和典型树立起来的榜样和典型为人们提供了直观的、可以直接效法的、体现了国家符号价值的行为准则体系。雷锋是当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榜样,在他身上体现了与时代特征和要求相适应的价值,“雷锋精神”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阶级利益等价值观以及大公无私、乐于助人、先人后己等美德密切相联系。雷锋的话“对待人民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残酷无情”被视为至理名言,被认为应该成为全体人民的座右铭。提倡“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使几代中国人深受鼓舞。雷锋是全国各个阶层人们、处在各种层次和地位的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因为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更为普适性的价值要求。焦裕禄和孔繁森这样的典型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艰苦朴素、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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