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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后革命的“转折”

更新时间:2010-10-12 14:06:52
作者: 赵牧  

  当对革命的表述越来越多地跨越民族国家的目标而向纯粹的阶级斗争靠拢时,原来的革命队伍的同路人,如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等,自然也就成了革命叙事的弃物。

  然而一旦这些弃物获得了自我言说的权力,革命叙事所作的二元对立区分受质疑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革命叙事,作为现代性叙事的一种,总是从革命信仰者的视角,把革命的起源、性质和目的纳入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规律之中,其中的革命英雄,都把自身与所属的时代关联起来,并将自己的活动理解为通达某一终极目标的途径。而新时期伊始的无论伤痕还是反思,除声泪俱下地控诉文革罪恶和揭露其造成的人性苦难之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怀疑革命叙事的基本逻辑。革命的远大前景依然被当作空头支票任意地挥霍着。但那些曾自以为最有资格革命的人,如今却与各种暴行发生如此这般的联系,所以除了被归结到革命的对立面之外别无选择,而新的叙事者则在理直气壮地控诉与反思中获得了革命者的身份认同。

  任何时候,二元对立都是一种权力参与的演练,而革命身份的重新定义只证明了一种政治鉴别权的转移。《内奸》这篇小说之所以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受到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打压革命同路人做法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把此前不断强调区分的革命叙事定性为极左路线的影响,恰恰顺应了新的意识形态要求。小说按时间的顺序分别讲述了解放前后两个阶段的故事。解放前,小说的主人公田玉堂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商人在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变卖全部家产加入共产党后,就不再像躲避土匪和日军那样躲避新四军了。他还主动与之交善,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许多药品,而且牵挂他们的生死安危。例如当1942年日军围剿新四军的时候,他受黄司令员委托成功掩护了即将临产的严赤的妻子杨曙并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解放后,他作为有功民主人士而当上县蚊香厂的厂长,但文革开始后却在一片砸烂声中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诬告黄司令和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良心实话实说而招来一顿毒打。他于是愤慨地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会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13]

  这是一个将自己引为革命同路人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发问。在田玉堂看来,这种对待革命同路人的做法伤害了他与革命者间的合作关系。他作为一个商人,尽管不曾出于信仰而加入共产党,但因为对这个组织的好感而参与了共产党人的事业,也尽管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上来说,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终极的承诺,但因为好心有好报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有理由分享革命成功的果实。然而随着革命区分的进一步纯化,他以及那个曾变卖家产参加共产党的地主少爷,却被划分到革命阵营之外。所以他开始怀疑甚至后悔自己当初的作为。但若以小说的全知全能视角来看,这种小说人物的怀疑与后悔却并不代表小说作者对待革命历史的态度,因为这篇小说所讲述的仍一个革命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平反的故事,在这里革命的价值目标依然得到肯定,而它的特异之处在于把一个革命同路人作为了叙事的主角,说明原来那种对于革命阵营的严格划分已经松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背叛了自己阶级出身而加入共产党的人重新成为革命者,相反只有那些执着于激进划分的人,如今在教条主义的名目下成为革命的弃物。而一旦革命的阵营发生变化,革命的目标自然也随之得到修正,过去因膨胀的共产主义想象而受到压抑的现代民族国家信念因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里的同路人的回归而重新成为诱人的前景。

  这个前景用新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来说,就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4]改革开放逐渐替代阶级斗争而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词。然而,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毕竟与此前的革命叙事共享了太多的遗产,革命从根本说仍然是其合法性的由来。所以一旦完成被许纪霖称作“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场路德式的新教革命”而达到“为告别乌托邦传统和转向世俗化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的目的后,梁启超所谓的“以复古为解放”就成为世俗化社会主义道路所必然采用的方式[15]。然吊诡的是,在批判革命叙事中重新获得话语自信的知识分子,这时却以继承启蒙现代性的历史遗产为己任,不再满足于诉说文革伤痕而把反思的触觉前探到文革前的近现代史中。矛头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它的看似合乎逻辑的历史展开方式是否出于正名的需要而存在对其他声音有意识的修改与遮蔽?余华写作于1986年年底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无疑对这种寻根探底的冲动提供了一个绝妙的隐喻。

  小说讲述的是一次出行经历。十八岁的叙述者独自行走在山区的公路上,天色已暗,投宿无门。好不容易强搭上一部满载苹果的卡车,没多远又抛锚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附近的农户开始出现,抢走了苹果还打伤了我们的叙述者。然而,运苹果的司机非但不为丢掉的苹果操心,反而趁火打劫,把叙述者的红色背包抢了就走。故事的末了,叙述者躺在动弹不得的汽车里,想起了那个“晴朗温和的中午”,父亲准备了红色的背包让他出门。目的不明的远行、偶然的邂逅、冷漠的自然以及人事风景,就这样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那就驶过去看吧。”这是叙事者的姿态,也是叙事本身的特征,而这么一次没有终点的远行,无疑具有一种颠覆革命的历史既定论含义。无论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叙事过程与历史过程总是共同指向一种乌托邦的归宿。但是余华的叙事者从父亲手中接过红色的背包踏上征途后,不仅哪里都不曾到达,反倒坐上陌生人的汽车折了回来。在小说的末尾处,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的倒置,暗示一切重又回到了父亲交代其出门的原点,表面的线性叙事也因此更多了一层循环论的阴影。

  这种循环论叙事的隐喻,随即有关民国秘史与坊间奇情的操练中,得到了最为绚烂的落实。然而其解构革命叙事的目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却因1990年代后市场化的推广以及消费主义理念的盛行而得到缓解13。所有对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探求,除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外,已不再构成对政治合法性的威胁反而成为告别革命的历史依据。这是因为一方面,意识形态虽依旧把所来有自的根本归结到遥远的革命,但革命自身却已成为虚化的背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市场化进程中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面对市场化过程涌现的始料不及的矛盾,他们对当初的激进也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为解构革命线性叙事的努力所支持:原来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非但不是革命所专有,而且非革命的形式却似乎更能节约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解构革命的叙事已褪下激进外衣而与意识形态合谋,而革命叙事与解构叙事共享的策略,已被主张多元共存的后革命倾向所取代。在后革命语境中,掌握话语权的叙事在找到缓解矛盾的物质手段之前,率先把革命历史及其叙事文本化、资源化和笑谑化了。

  

  四

  

  然而话说回头,小说《你的领章呢》虽在开篇部分采用了戏仿革命的噱头,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是一次重建革命叙事的努力。当然,这里所谓重建,并不是回到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上,而是在肯定革命历史的基础上,重申了从革命中获得权力资源的国家为人们谋取福祉的宗旨。原来那种历史线性发展的信仰,已无法在小说中找到蛛丝马迹。小说所要表明的只是接受现存秩序,并相信它会向人们的现世幸福提供保障,而纵有社会失范,比如其中所提到的贫富悬殊和儿童失学的例子,那位把所有光明的意象集结一身的“领导”总能够代表国家权力明察秋毫:

  领导背过身去,看着桃园正在拆除的茅屋,沉默了一会,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两片鲜红的领章抖落了出来。他赶紧跑过去从地上捡起,轻轻拂去上面的泥土,双手抚摸着领章,眼睛湿润了。他和蔼可亲地走到两个孩子面前,蹲下身,脱下他俩的“红军装”,不管湿不湿,盘腿坐在地上,一针一线认真地缝起来……[1]

  这是桃园老板接纳了那个“不明身份人”的建议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上级的上级突然派来工作组到桃园检查,其中的领导也向两个孩子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当他得到那句逗笑的回答时,情节就不出所料地出现逆转。叙述者有意让这个被视作钦差大人的领导看过“桃园正在拆除的茅屋”后,才“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这一方面补充交代了他代表上级管理部门整顿桃园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展示了他代表国家权力处理这类不正当经济活动的力量。他的“看”与“摔”以及两者间的“沉默”,在叙述者的设想里,自然被赋予了诸如激愤和正气之类的内涵。而接下来,可爱的领导把有意摔出的领章匆忙地捡起,又拿出针线(很显然,这些针线要么是他事先准备的,要么是叙述者突然想起的,其用意明白无误地指向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在围拢来的助手的注视下,“不管湿不湿,盘腿坐在地上,一阵一线认真地缝了起来”。缝好后,亲自给两个由最初的困惑不解而至满心惊喜的孩子穿上,一左一右拉着他们的手,站到桃花盛开的地方:“咱们照张相吧,照完相你们就可以回去上学了。告诉你们父母和老师,上学的一切费用政府全包了。”

  这是否非常感人的一幕?权力不但成为革命及其传统得以延续的保障,而且其正确而英明地行使,也全仰仗于富有道德修养的个人对革命传统的坚守。这种对革命传统的重申,仅停留在利用公正的权力为那些受侮辱与受损害者谋求利益,而丧失宣谕社会线性进化的热情与引领劳苦大众奔向远大前程的自信了。小说中“桃花盛开的地方”,似乎也与以往的革命叙事中的乌托邦隐喻失去了必然联系。最后,叙述者又意犹未尽地让领导给两个孩子寄来照片,他在照片背后分别写上“不要忘记历史”与“不要重复历史”的箴言。但这位可爱的领导以见证人身份所讲的历史,一方面外在于两个孩子的人生经验,所不能忘记者只能是经由他亡羊补牢般灌输的有关叙述;另一方面,历史却又是不能重复的,社会已为过去的历史所决定,成就了一个已然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两个孩子所能做的除了接受告诫不再拿代表革命神圣性的领章开刷之外,就是要虔诚地相信这个领导所代表的权力能够给他们带去福祉。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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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石庆斌.你的领章呢[N]. 光明日报,2004—6—30(B3).

  [2] 林燕.过足怀旧瘾,顺德冒出一间“人民公社食堂”[N/OL]. 南方都市报2002-6-11 [2002-6-11]. http://news.sina.com.cn/c/2002-06-11/0921601530.html.

  [3] 王歧丰.餐厅厕所叫“解放区”[N/OL].北京晨报,2007-11-05 [2007-11-05]. http://news.sohu.com/20071105/n253050992.shtml.

  [4]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

  [5] [德]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劭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

  [6]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C].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7]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C].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5.

  [8] 刘茵.反批评与批评[N].文艺报,1959(4),转李杨.抗争宿命之路[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67-68.

  [9]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青春之歌》. [N].文艺报,1959(4),转李杨.抗争宿命之路[N].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70-71.

  [10] 张钟,洪子诚,佘树森.当代文学概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52.

  [11]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72.

  [12] 潘知常.反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4.

  [13]方之.内奸[N].北京文艺短篇小说选(1979年),北京出版社,1980:1—41.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

  [15]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C].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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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研究”(编号:09bzw01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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