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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支那”之痛: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性记忆

更新时间:2010-10-12 14:03:50
作者: 苏明  

  

  内容提要: “支那”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屈辱体验,成为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心中的一种创伤性记忆。留日作家对于 “支那”之痛择取的文学记忆呈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由自卑转向理性的国民性自省;一是对日本掺杂着怨恨感的妖魔化文化表述。前者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而后者建构出的失真的日本形象,在满足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的同时,也造成中日间彼此难以消弭的隔膜。

  

  关键词: “支那” 创伤记忆 留日作家 自省 怨恨感

  

  近代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寻求振兴之路的跳板和榜样。明治末至大正时期,中国形成了一股留日高潮,1906年留日人数竟多达8000余人。 1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已经发生逆转,经历了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不再用崇敬目光仰视昔日的老师,取而代之以轻蔑和侵略扩张。被用来称呼中国的“支那”一词也随之在日语中逐渐演变为蔑视语,成为一种屈辱的代名词被深深烙印在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记忆里。在以留日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留日作家对“支那”之痛进行了大量书写,用文学方式记录了那一代人对于日本的跨文化想象和民族记忆。

  

  一、沉重的书写:关于“支那”的创伤记忆

  

  留日作家曾占据大半个现代中国文坛,其留日却排日反日的姿态,着实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些作家笔下,日本体验中最触目的恐怕就是由于自身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屈辱和自卑。“支那”,原本只是在地理意义上被用来指称中国。可是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它却因为负载了太多国家民族隐喻,而最终变成一个蔑视语遭到人们唾弃。“支那”一词作为留日作家心底的一个永远的痛,在现代文坛上留下沉重的历史记忆。

  近代日本成功走向现代化,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子选择东渡,希望在日本能取到救亡图存的真经。可是,在《最初之课》中,主人公屏周怀着满心喜悦和憧憬,来到新学校上“最初之课”,在点名时就遭受了侮辱:

  (先生)“哼是呀,你的名字这簿子上没有,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朝鲜人吗?清国人吗?”

  (屏周)“我是中华民国人。”

  当屏周这样回答之后,那先生却向他投了一眼轻蔑的目光,反问道:“什么,中华民国,我怎么不晓得,支那吧。” 2 于是,全堂的人都哗地笑了。郑伯奇写这篇小说时已经是1921年,距离中华民国成立已经9年之久。但日本人却仍不肯用正式国号来称呼“中国”,相反却执意使用饱含轻蔑与歧视意味的“支那”一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反感与抗议。于是在日留学生纷纷投书日本报章,要求日本取消“支那”这一含有蔑视语义的称呼,以尊重中国为前提,按照国际惯例称呼中国为“中华民国”。由于抗议呼声日益强烈,终于引发了中日间关于禁用“支那”称呼的政治外交事件。 3

  当时留日作家大抵正处于敏感多情的青春期,性苦闷加剧了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屈辱感。郁达夫在《雪夜》中诉说了在无邪的日本少女面前,“支那”带给他的侮辱悲愤和绝望。

  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性独步,总能遇到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象在梦里,也象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如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4

  在弥漫着蔑视的社会气氛里,郁达夫痛苦地发现:“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 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可是“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5 “支那”身份使他连追求爱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绝望屈辱中愤愤发誓自己将来一定要复仇。

  “支那”一词不仅给留日学生带来精神打击和伤害,同时也使他们在生活上陷入边缘化和受排挤的困境。因为认为中国人是低能儿,所以日本同学就怀疑鲁迅之所以能及格是因为老师提前泄露了考题给他。也正因为如此,连中国人发明了浑天仪的历史事实也受到了质疑,理由是“支那人还能够发明么?” 6 寻找住处的时候,“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 7 走在街上,时常会有小孩子追着喊“豚尾奴!豚尾奴!”。连小孩子之间吵架,也会回之对方以“你老子是支那人”以示胜利。生活在这样受歧视、受排斥的冷漠氛围里,自卑与孤独成为一种时代病萦绕在现代留日作家笔下。

  流浪在街头的中国人,非单一点感觉不到新年的喜悦,反而觉得“市内的空气,浓的差不多连呼吸都很困难。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装饰,和那陈列台上的物品,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引力的一般。这不是因为他的感受欠灵敏,他觉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们也曾把这些市街,红红绿绿装饰了一遍,没有几天,又把它都撤了。” 8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人咀嚼着孤独滋味流浪在异国街头,当然会格外思念国与家的温暖。难怪郁达夫在离开日本踏上归程时,会不断追问自己:“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9 “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10

  关于“支那”的创伤记忆,其核心就是由歧视所带来的无可名状的孤独感。张志扬在《创伤记忆》一书中对创伤记忆进行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民族的苦难记忆或个体承担的创伤记忆,说到底是各种形式的暴力——自然的人为的,恶的善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政治的道德的、包括话语的——从个人的在世结构的外层一直砍伐到个人临死前的绝对孤独意识,像剥葱头一样,剥完为止,每剥一层都是孤独核心的显露。我把这种孤独核心的强迫性意识叫做创伤记忆。”11 充满了蔑视意味的“支那”一词,不再只是简单意义上地理位置的指称,而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暴力,践踏了中国人的尊严,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支那”在留日作家内心深处留下一道伤疤,每一次触摸,那痛楚都清晰如昨。

  屈辱的日本体验促使中国现代留日作家成为排日反日的急先锋。1922年3月9日,荒川五郎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道出了个中原委:“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

  ……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12 的确,留日作家并非不爱日本,他们的反日姿态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举。

  “支那”之痛也促使留日作家开始由自卑转向自省。这种自省既包含着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也包括了对本国国民性的反思。可以说,日本体验是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中国现代留日作家首先将国民性批判矛头指向了留日学生界。在一系列以日本为生活背景的文学作品里,他们给我们描绘了一道灰色的风景。

  

  二、灰暗的风景:在日留学生界的混乱状况

  

  日本人对“支那人”不分青红皂白、一视同仁式地排斥与歧视,让在日中国人“伤心极了”,因为日本人不说某个人不好,只说“支那人”不好。这种无奈引发了现代作家对留日学生界的自我反省与揭露批判。

  明治末至大正时期,留日学生界情况比较混乱,当时赴日留学并不需要签证,留学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介绍了当时在日中国人的基本状况。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近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曾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13

  不肖生曾两次留学日本,他给我们提供的画面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一道真实的灰暗风景。由于日本人在报章上批评在日留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但在蹈海之前的《绝命书》中,他却不得不承认“近观吾国同学,有为之士甚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14 不管这道风景如何不堪入目,我们都没办法做鸵鸟式的逃避。在20世纪初留日学生界,它确确实实存在过。

  留日中国人既是日本的叙述者,又是被日本人注视的对象。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日本人建构中国形象的一面镜子。某些留日中国人道德败坏、行径恶劣,不但严重破坏了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也是造成近代日本人以蔑视为基调的中国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恰恰是这些败类拙劣滑稽的表演给日本人提供了歧视“支那人”的理由。现代留日作家怀着“怒其不争”的愤慨,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幅留日学生界百丑图。

  首先,在日中国人的种种恶习惯成为众作家批判焦点。在张资平的小说《木马》中,作者对中国人随地吐痰、擤鼻涕、肮脏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刻画。三四位同胞在美丽樱花树下坐着休息,“有一个像患伤风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噜的一响,两根半青不黄的鼻涕登时由鼻孔里垂下来,在空气中像振子一样的摆来摆去,摆了一会嗒的一声掉在地上。还有一位也像感染了伤风症,把鼻梁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呼的一响,顺手一捋,他的两根手指满涂了鼻涕,他不用纸也不用手巾拭干净,只在樱花树上一抹,樱花的运气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15 更有甚者,常年累月不洗澡的中国人,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便跟馆主人要来一些热水躲在房间里擦洗。“他们的洗脸帕像饱和着脂肪质粘液,他们的洗脸盆边贮满了黑泥浆。随后他们便把这盆黑泥浆从楼上窗口一泼!坐在楼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学生吓了一跳,他的书上和脸上溅了了几点黑水,气恼不过跑去叫馆主人上楼干涉。”16 这种令人恶心的举止,在素以洁净闻名的日本人看来,心生厌恶是想当然尔。身体上的肮脏等同于落后野蛮。未曾亲历中国的日本人正是从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来了解中国人,想象中国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中国观。于是,几个中国人的肮脏被演绎成“支那人”都是肮脏的,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一定是肮脏的。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逻辑使“很爱清洁的留学生也受了这班没有自制能力的败类的累,到处受人排斥。”17

  其次,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界鱼龙混杂,某些留学生打着留学旗号,却不务正业。这种留学生也成为作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如鲁迅笔下那些头上盘着“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整天不是为了学跳舞踩得地板咚咚响,就是关起门来炖牛肉吃。无可奈何,鲁迅只得逃到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明治末至大正时期,留学日本制度还不太健全,当时中国人生活水准较之日本似乎稍高一些,加之某些日本私立学校为了经济利益,只要有学费可赚,学生是否按时上课就不闻不问。一位留日朋友曾对郭沫若这样介绍过留日印象:“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国外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但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18 虽然这些牢骚有些偏激,但从中仍可看出当时留学生界某些黑暗现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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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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