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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更新时间:2010-10-11 21:20:30
作者: 哈耶克  

  以为享受着乡村贫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会愉快地放弃发展,不在乎它能给他们许多人带来的那些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好处,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纯粹是建立在幻觉之上。如我们所知,这些好处确实要求做出一些本能或其他方面的牺牲。但是欠发达民族必须自己独立地作出决定:是否值得为物质上的舒适和先进的文化作出这些牺牲。当然不能强迫他们进行现代化,但是也不能通过孤立政策阻止他们寻求现代化的机会。

  除了因穷人数量的增加迫使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收入的情况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于人口增长而使其中已经达到不同水平的成员生活标准下降的事例。西蒙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198la:18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作品1977和1981b)。

  

  多样性与差异

  

  差异是理解人口增长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关键问题稍加展开。人类的独特成就,即导致他的其他许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差异和多样性。除了少数物种因为人类施加的人为选择而产生了具有可比性的多样性外,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这是因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向自己同伴学习的极为有效的器官。这使人类数量的增长在其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不是像其他物种那样受着自我限制,而是受到着自我激励。人口的增长呈现某种连锁反应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给专业化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这反过来又引起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此外,在这大量的人口中间,不仅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内在属性,而且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传统,他们强大的智力,特别是在其漫长的成熟期,使他们能够从中作出挑选。人类的大多数现在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的高度的灵活性,因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不同个体,他们不同的天赋使他们能够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所形成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使他们彼此之间进一步各具特色。

  由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着新机会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说,是劳动、技能、信息、知识、财产和收入的多样性。这个过程既不简单也无因果关系,而且不可预测,因为在每一阶段,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仅仅创造了一些有待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落实。只有当一些早期的人通过了这一阶段,并且其做法可以被他人仿效时,这一过程才会十分迅速地进行。学习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而且需要一个前提,即个人处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带来合作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流。

  人们一旦学会了利用人口密度增加所提供的新机会(不仅由于分工、知识和财产,而且由于一些个体积累起新的资本形式而引起的专门化),这就会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由于多样化、差异、距离越来越遥远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以及跨越时间的传播过程,人类已经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它保留着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进一步增加的结构特征。

  据我们所知,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已经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又获得了学习和吸收超越个人的传统成分的能力,这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包含着更复杂秩序的结构。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暂时障碍被逐步冲破,人口增长为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基础,如此往复不已,便产生一个不断进步的累积过程,直到地球上所有肥沃丰饶的地区被同样密集的人口占用为止。

  

  中心和边缘

  

  当然会有走到头的时候,不过我并不认为,极令人惊惧的、导致"房间里只有站票"的人口爆炸,已经近在眼前。人口增长的故事现在也许已经接近尾声,或至少是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口的最高速增长从未出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总是出现在发达经济的边缘,出现在那些不拥有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肥沃土地和设备,是"资本家"为他们提供了新生存机会的穷人中间。

  然而,这些边缘正在逐渐消失。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再进入这个边缘:人口增长的爆炸过程,大约在上一代就已经几乎波及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了。

  因此,对于这样的推测,即过去数百年间人口无限制加速增长的趋势,会在未来无限期地继续存在,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希望并期待着,现在正进入扩展秩序的那些人,一旦他们用尽了剩余的机会,他们令人倍感担忧的人口增加,也会逐渐减速。毕竟非常富裕的群体并未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我们所知不多,因此不能说什么时候会到达这一转折点,但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口不可避免的无限期增长这种神话所编造出来恐怖景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来到我们面前。

  我以为这个问题正在消失:人口增长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顶点,不会继续提高,而是会下降。人们当然不能言之凿凿,但是,只要没有蓄意的介入刺激其增长,看来(即使还没有实际发生)人口增长会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某个时候达到最高峰,此后便会逐渐下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中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就达到了约2.4%的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达到了目前2.1%左右的水平。而同一时期,较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已开始下降。所以说,到了60年代中期,人口似乎已达到了空前的年最高增长率并开始回落(联合国,1980和科恩,1984:50-51)。正如科恩所说:"人类已经开始实施或体验到了支配着其所有同类的限制。"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处在发展中经济边缘的人口,就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些运转过程。发展中国家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加尔各达、圣保罗、雅加达、加拉加斯、拉各斯、孟买,其人口在短时间便翻一番甚至更多,老城中心被城市贫民窟或"市郊贫民区"所环绕。

  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市场经济边缘的人们尽管已从参与市场经济中获益(例如通过接受更先进的医疗、各种更有用的信息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但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经济的传统、道德和习惯。例如,他们仍然有可能实践着市场经济以外的的生育习惯,如财富稍有增加,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生育一些后代,至少足够供其养老。这些旧习惯正逐渐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迅速地消失,这些边缘群体,特别是最靠近中心的群体,正在接受更有利于他们节制生育的传统。所以,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所以引人入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提供了如何通过模仿使许多人达到自己愿望的模式。

  这些城市贫民窟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们证实了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几个论点。例如,这些城市周围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因城市贫民窟而减少;他们通常也从城市的发展中获益。城市为千百万人提供了生存机会,如果这些人(或其父母)没有移居到城市,他们就会死亡甚至不可能降生。那些移居城市(或城市边缘)的人所以被带到了这里,既不是因为城里人有着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工具的慈悲心肠,也不是因为富有的乡村"邻里"善意的劝告,而是因为听信了关于同他们素不相识的另一些穷人(也许来自某个遥远的山区)的传言,这些人因为听说能够在那里打工挣钱而去了正在发展的城市,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些人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为他们向往甚至贪图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为别人的善行,而且这样做的效果要比善行更好。乡下来的人虽然不可能用抽象的概念理解问题,但是他们从市场信号中得知,当前已经不足以支付城里富人消费的收入,被用来向另一些人提供工具和生计,作为对他们工作的报偿,使那些没有继承下可耕地和农具的人能够生存下来。

  当然,就某些人而言,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是有意选择了贫民窟而不是乡村(对于它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浪漫感情)作为他们生息之地,让他们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正如恩格斯在当时的曼彻斯特贫民窟里发现的爱尔兰和英格兰农民的情况那样,事情确实如此。

  这些边缘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边际效用支配的是那里的居民而不是乡下人。第三世界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努力所产生的逆"循环"效用,以及这些政府向既得利益的劳动者或误入歧途的社会改革家们做出让步,在消灭边缘群体就业机会上表现出的能力,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最后,人们有时在这里可以直接目睹一些以最明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选择过程,即受到商业道德最残酷而明显打击的,并不是已经学会了以相对较先进的形式实践它们的人,而是那些尚未学会如何应付它们的后来者。生活在边缘的人还不能完全服从新的习惯(所以总是被视为"不良分子",有时甚至被认为接近于罪犯)。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更先进的文明习惯给那些仍按部族和村落道德思维的人们所带来的首次冲击。无论这个过程对他们有多么痛苦,他们毕竟也从商业阶层的实践所形成的分工中受益,甚至可以说他们受益尤多;他们许多人逐渐改弦易辙,由此才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行为至少要有些最起码的变化,这是他们同意进入已建立的较大群体并逐渐增加他们在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前提。

  依赖不同规则体系生存的人的数量决定着哪种体系会占优势。这些规则体系未必是广大群众(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人只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事例)本身已经完全接受的体系,而是一个核心群体所遵循的体系,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个核心群体的周围,分享着不断增长的总产品的收益。那些至少部分接受了扩展秩序的习惯并从中获益的人,在这样做时常常并没有意识到因这种变化最终要付出的代价。不仅原始的乡下人会得到这些残酷的教训,统治一地臣民甚至消灭其精英的军事征服者,也常常在日后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要想分享当地的利益,得入乡随俗才成。

  

  资本主义使无产者生存

  

  在剩余的篇幅里,我们不妨把我们的主要论点做一总结,并指出它们的若干含义。

  如果我们问,那些被称作资本家的人,人们最应该把什么东西归功于他们的道德实践,答案是:人们的生存。社会主义者认为,所以存在着无产阶级,是因为一些原本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群体受到了剥削,这种解释纯属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另一些人为其提供维持生活的手段,构成现在无产者的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尽管这些人可能有受人剥削的感觉,政客们也可能煽动并利用这种感觉以获取权力,但西方的大多数无产阶级,以及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生存归因于发达国家给他们创造的机会。这一切还不限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维持其国民生存的话,他们现在也会忍饥挨饿,虽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难公开承认,只要我们成功地维持并改进使扩展秩序成为可能的私有财产基础,我们就能养活目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人口。

  资本主义还采用了一种从生产中获取收入的新方式,它能够使人们,常常也包括他们的后代,独立于家族或部落,从而使他们获得解放。事情就是如此,虽然由于"工会"这种有组织的工人团体的垄断地位,资本主义有时不能向希望利用它的人提供它能够提供的全部好处,因为这种工会阻止愿意以低工资做工的人从事这些工作。

  用抽象的规则代替具体目标,其普遍的优势在这些事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谁也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想使人类尽可能快速增长的自觉愿望,或是对已知的具体生命的关切,都不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那些最早采用新行为模式(储蓄、私有财产等等)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并不总能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维护特定的生命,它只是增加了该群体人口更快速繁衍的机会(或前景,或可能性)。这种结果只可预见,不能强求。有些行为模式实际上导致了某些个人的生命失去尊严,甚至要有不惜杀婴、丢弃老弱病残或处死危险分子的准备,这都是为了使其他人生存和增长的前景能够有所改进。

  我们很难说,人口的增加是件绝对的好事。我们仅仅认为,这种结果,即遵循着特定规则的特定人口的增加,导致人们去选择那些其优势能促进人口进一步增加的行为模式。(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也不是说,限制和压抑某些固有感情的先进道德应该完全取代这些感情。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在我们同邻里的交往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仍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风,是因为它能够使采纳了其基本规则的群体更好地繁衍,价值的计算就成了对生命的计算:受这一计算引导的个人,就是在做最有益于增加其成员的事情,尽管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

  

  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尽管"生命核算"这一概念不能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但它远不止是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对人类生存的维护中,也许不存在简单的数量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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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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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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