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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费菲: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透析兼谈社会互构论的理论意义

更新时间:2010-10-08 12:45:44
作者: 郑杭生 (进入专栏)   费菲   [i]  

  

  从反面来看,首先,以自由信条为出发点,任何的理论建构或整合若是最终背离或损及这一基本信条必会招致严厉的批评。帕森斯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理论的圆满,然而毕竟,帕森斯真的如此大胆尝试了一番,却以秩序的搭建牺牲了自由的初衷,在起初的载誉之后终究因触犯了这一基本信条而跌落下来。其次,结构主义以及社会决定论等理论观点虽然也道出了部分的事实,但造成的有违一贯自由自决的个体形象,同样是亵渎和抹煞了个体自由,故也当然成为自由理论阵营的宿敌。韦伯即是针对早期社会学中的决定论创立了理解社会学,立场鲜明地主张和捍卫不容抹煞的个体自由意志。再者,即便是当代在对立两派走向“共和”的过程中,理论整合也依然要恪守或说坚决维护这一信条。吉登斯可谓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巧妙的将制约性的结构置换成了行动,只有自由行动的天下而没有所谓的结构制约。然而,没有制约的个体自由在成全信条的同时也以理论牺牲至少部分的事实及完满为代价。

  对这种理论信条的论证与辩护,表面上看来,似乎就如同理论家所声称的那样,是出自于一个显而易见也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即个人依凭自由意志行动。这在现代社会看来似乎尤其如此,至少形式上的个体自由已是显在的事实。但根本上说,这种理论信条实质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现实的反映。基于西方自由市场发展及其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与自发秩序以及依据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建制等等现实,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毫无疑问就是个体自由意志及行动建构而成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任何对个人自由构成侵犯的行为与政策都将要受到质疑与批判。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将个体自由始终置于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同时反对干预与控制。主张自由而反对制约,积极拓展自由与防御制约,可以说是经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社会理论的共同写照。西方社会学伴随着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现代性的成长起落也必然地打上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 [xiii](这也是建构论传统所以在社会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原因)。虽说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原则的社会实践也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但就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信条毕竟更多是一种价值立场与主张,忽视事实与价值的差异使得自由主义投射在社会学理论中则并非同样具有建设性的现实意义。

  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学理论从自由主义这样一条价值预设出发所导向的其实是一条自由与制约的自限性循环所铺就的形而上学之路。对此,我们可分为三个层次逐一加以阐释:

  第一,所谓价值预设,主要是相对事实判断而言,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首先是一种属于应然而非实然意义的价值观。这种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观既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及理想的折射,也来自于对于人本身的理想范型的哲学设定。既是一种价值观,也就是无法被论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范畴。从这样一种价值预设出发并对其反复论证使得全部的理论建构在根本上也限于一种形而上学。

  第二,所谓自由与制约的自限性循环,即是说,在以个体自由为出发点去建构自由秩序的过程中,由于绝对意义的自由信条所导致的对制约的极力避讳与否认,使得自由秩序的理论目标一再落败于二元分裂的鸿沟前。因此,这种自由主义的信条对于实现其理论目标而言,实际成了一条自我设限的严重障碍。正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始终容不下结构制约的一粒沙子,二元对立的困境也必是循环再现而难以被根本超越的。

  第三,所谓形而上学的道路,我们还是指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与方法。无论是行动与结构或自由与制约这对理论内在的二元对立,还是以建构论与决定论两大派别形式存在的二元对立,本质上既是对一个本体论问题的反复纠缠,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片面思维。所谓本体论的问题是指,行动与结构何者是本原、何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二元对立本身就是对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的反复争论以及持续论证。尤其是对于以自由主义信条出发的理论阵营而言,对自由行动建构了秩序这一准事实作出成功论证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理论的必然要求。并且,对于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的探究方法与途径也必然是思辨的无法诉诸实证的。可以说,从构成理论核心的本体论问题,到探究这一问题必然的思辨方法,加之一种极端片面的对立思维模式,再到理论实际呈现出的形态,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因为是形而上学的,所以也是难以打破并倾向于无限的自我循环,而不断循环的结果也至多是重复的论证无疑不能动摇的同一观点与信条。除了不断的延续二元对立的困境之外,也难以产生多少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理论成果。

  总的来说,由于这样一种抽象的二元对立,特别是意识形态信条的自我设限导致的根本上无法消除的困境,使得西方社会学基本理论长期难以真正走出形而上学的泥沼。相应的,理论不走出形而上学的思辨与争论,就不能真正面向现实,进而,不仅理论知识缺乏增长的来源和基础,同时也造成了理论与经验研究长期脱节而难以良好衔接与结合的问题。

  

  三、空洞的起点

  

  表面上看来,似乎片面抽象的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循环,已经导致了以消解二元形式表现出的某种极端的憎恶和逆反以及权宜的妥协与交融,但根本上说,仍未能跳脱一条潜在而一贯的轨道,因而注定还会重蹈覆辙。这个具有导向和规约意义的轨道,指的就是理论推演和建构所由出发的逻辑起点。

  对于这个逻辑起点,为更加准确,本文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述:首先,就表达形式而言,这个起点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习以为常的基本概念——行动,并且经常的也就是指个体行动。其次,就其实质而言,这个行动概念背后是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块基石,是后二者的凝结与象征。换言之,这多是一种个体的理性的行动。最后,从根本上说,这种行动概念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孤立与抽象的个人。因此,这个以行动概念为表达形式的逻辑起点就是一种由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的逻辑起点。正是这个带有根本性偏误的逻辑起点导致了理论一再的陷入尴尬而又难以超越的困境。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这个逻辑起点的问题使得西方社会学之经典秩序问题成为了一道难解之谜。

  虽然通常的看法是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是多元而分裂的,其中自然也包括所谓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但事实上,一种从古典时期一直延续至当代的以行动为逻辑起点(通常也以秩序问题为解释目标)同时带有个体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特征的理论范式或称理论传统相对来说更偏于主流,并且有着相当大的沿袭惯性。我们姑且称之为行动论范式。(有西方学者直接说成行动理论。)撇开其他面相的差异,在西方社会学的诸多理论家那里,行动作为理论(主要是基础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一个较为清晰可辨的带有相当普遍性的事实。比如,古典时期的韦伯、帕雷托,现代阶段的帕森斯、互动理论、交换理论等,当代的吉登斯、哈贝马斯、科尔曼、亚历山大等。

  在这方面,韦伯算是古典时期的一大渊源和奠基者。韦伯创立的理解社会学正是以社会行动为核心,将整个社会学的任务定位于对社会行动的理解与解释。同时,针对社会决定论与实证主义一派,着重提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强调对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理解,并且提出理性与非理性的行动之理想类型;另一就是明确主张采取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要求通过理解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其主观意义来解释社会现象及建构理论。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我们可以较为明晰的看到韦伯由行动概念出发层层建构其社会学基本理论体系的理路。但尽管韦伯力图恪守和贯彻其声称的理论原则,但从多个论著当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关于行动的基本理论阐述与对文化社会现象的解释论证之间还是相脱节的。只不过,韦伯行动理论体系内部的这种矛盾,相比其所引发的与社会决定论之间的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裂对立来说,似乎很不显眼了,并且也被其丰富的实证研究所冲淡。

  作为韦伯行动理论的一大继承者的帕森斯堪称现代时期的一个典范。仅从其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书名中就可见一斑。该书着重论证了帕森斯名曰唯意志论行动理论的潜在一贯的发展脉络与事实。在帕森斯看来,不论是实证主义一派的,还是唯心主义一方的,诸位理论家在朝向并实际贡献于一种行动理论体系的潜在发展的意义上是殊途同归的。换言之,这些观点与风格各异乃至抵触的理论家所建构出的实际都是一种行动理论,并且都有对行动之价值要素的发现,故而也被称作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在此基础上,帕森斯初步提出了为其日后建构行动体系奠基的单位行动理论。从帕森斯对单位行动之要素的剖析 [xiv]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继承了韦伯的目的-手段的理性行动模式,另一方面也格外的强调行动的规范性取向或说价值观要素。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体现出对于古典时期既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某种整合,也同样表现出对行动之主观意义分析的偏重。尤其是,对价值要素的借重可以说既满足了系统整合之规范中介的理论需要,也为唯意志论也即跳出决定论的自由行动观念作了立场坚定的辩护。然而,也正是对价值规范之系统整合意义的理论发挥,使其最终被扣以抹煞了个体能动性的严重罪名。一个近乎公认的看法是,帕森斯从单位行动到行动系统的推演和跨越中发生了理论的断裂和原则的悖反,也即从个体行动转变成系统整合的立场。可以说,帕森斯的这种遭遇也印证了一种由个体行动为逻辑起点招致的理论困境。实例反复说明,在解释秩序问题时,个体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因为不再有用而被弃置,就是为实现一种逻辑圆满的“秩序”而被牺牲从而走向其反面。

  当代的理论整合大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来似乎是一种从行动向结构的更加机敏的飞跃,但还是被评价为“最佳的行动理论”及“行动理论传统最晚近的继承者” [xv]。如此的桂冠似乎却也包含着讽刺意味。这其实暗示了,行动理论在当代的超越之旅终究还是穿新鞋走了老路,真正的超越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当然,即便结构二重性仍是一种行动理论的论证,也包含了当代特有的创新。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上文说到,行动理论通常也是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而在吉登斯那里,这两个方面似乎显露出微妙的改变。

  首先,在个体主义取向方面,除了沿袭传统的个体主义的行动概念与逻辑起点外,吉登斯还引入了实践,并且,吉登斯也是在一种超越个体行动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比如吉登斯有如下一番不乏新意的表达,“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 [xvi]”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当说结构是行动的产物时,其实是集体的行动或说“各种实践”使然;但在说明行动如何建构结构时则还是以个体行动为出发点;而在论及宏观制度现象时又间或采用实践的概念;更多时候则是将行动与实践作同义语置换使用。这种包含新意的实践概念的引入而又被边缘化的事实以及对行动集体性的相对忽视体现出传统的个体主义行动论的强大惯性 [xvii]。

  其次,在理性主义特征方面,吉登斯对行动者主观意识进行了多个层级的剖析,不只有理性的反思与监控与话语意识,也有非理性的实践意识与潜意识。不过,到底还是在两点上再度落入了老套。其一,即便是对行动作了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但最终实际上当作一个解释范式加以普遍运用的仍旧是理性行动,这其实是普遍的分析模式;其二,无论是固执理性行动的模型还是承认行动的非理性因素,如同行动理论一贯的表现,理论着力点多被相当程度地集中于个体行动的主观意识或说精神层面。换句话说,对行动的分析实质上几乎就等同于对主观意识的分析 [xviii]。如此一来,甚至就成了这样的情形,即最终用来解释社会的实质是一种抽象而又空洞的理性意识或逻辑,而这其实是一种被片面抽象化了的人。

  从根本上说,这种行动论范式 [xix]的实质就是,将社会化约为个体,将个体等同于行动,行动再被化约为理性或主观意识,并且多半又等同于目的-手段之工具理性的模式 [xx]。可以说,这种范式所由出发的行动概念代表的是一个空洞的起点。正是这个起点的问题导致了理论一再陷于分裂的困境,也正是这个理论起点决定了秩序问题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这个起点所带来的问题与困境,简要来说,可有三个层次的表现:

  第一,没有行动者的行动与意义的缺失。实际上,行动理论家们所明确主张的个体主义方法也并非就是以对个体的分析为起点。因为,这里的个体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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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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