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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鲁迅:四城记

更新时间:2010-10-06 15:41:34
作者: 林贤治 (进入专栏)  

  他致信孙伏园说:“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与其说鲁迅所批评的是革命时期的广州,毋宁说他是对革命本身的批判。在广州的经历,对鲁迅的政治思想的成熟,以及社会批判的取向,都是带决定性的。

  此外,鲁迅对广州的文化性格,还曾作过如下开放性的描写:

  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少,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堂,只要看到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得认真,有魄力……

  …………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在广州,也许因为有了许广平在身边,鲁迅有过少见的游览的雅兴,也曾多次到中大附近的酒楼饮茶。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我们当会注意到他对此间生活费用颇为了解,对广州“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感觉是满意的。但是,作为一个“战士”,他无疑更为关注广州的政治形势和市民的精神状况。经过“清党”,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经验过从来未曾经验的恐怖之后,他终于携同许广平离开广州,于无所往时前往上海去了。

  

  上 海

  从1927年10月至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前后共生活了十个年头,这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这十年,是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十年,也是中国尤其是上海在专制制度下实行“改革”、现代工业和商业发展较为迅速的十年,也是城市相对发达、农村迅速崩溃的十年。上海靠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可称第二首都,中央集权的气焰特别炽盛,政治恐怖无处不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施书报审查制度以后,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的书籍同时遭到查禁和焚毁。在上海,鲁迅先后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联”、人权保障同盟,他的激进行为为官方所嫉恨,生活不得不处于半地下状态,几次离家避难,乃至连家庭地址也不能公开。即便如此,他仍然设法与政府及其叭儿周旋,隐晦写作,变换笔名,甚至于地下出版。对此,他称之为“戴了镣铐的进军”。

  鲁迅以大量的文字暴露上海的恶劣的政治文化环境,同时,对于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他也有着不少深入的批判性描写。在这里,鲁迅所作的现代性批判,不属于“后现代”对现代性所作的“反思”,而是坚持现代性的“思”;是出于一贯主张的“立人”的需要,从“人”的道德意识出发对物质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批判。

  初到上海,鲁迅即有信致李霁野说:“上海到处都是商人”;又致信廖立峨说:“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多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三十年代以后,在他的信件中也颇不乏这类论断,如致孙用信里说:“上海是势利之区,……”;在北京写信给许广平,一再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同席十一人,多旧相识,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翻脸不相识也”;“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

  城市的小市民习气是十分突出的。鲁迅指出,“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不但不具备一般的政治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也都“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他曾摘取其中的两个细节性现象做分析,其一是“揩油”,再就是“打折扣”,都是小市民生活中所常见的。关于揩油,他讽刺说:“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不过一点点……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至于“打折扣”,他的分析是:“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糊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可以说,这是鲁迅在给《新青年》撰文开始所作的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一种新的延续。

  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鲁迅还描写过上海的可笑的着装:“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对于“时髦”也即时尚文化的观察,鲁迅是细致入微的,他从中看出,这种文化不但消灭个体性,而且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部的诚实与尊严为代价的,结果出现了精神上的畸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她们大抵早熟了。……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成出版的一部广有影响的著作《童年的消逝》,写的正是在现代社会中童年和成年的界限被日益破坏的事实,并进一步指出,童年迅速消逝的现象仍将继续发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预见与批判提早五十年,鲁迅即已在前现代和现代的历史条件下,触及了与波兹曼同样的关于社会文化的“敌视童年”的主题。

  鲁迅写到“吃白相饭”这样一种不是职业的职业,他讽刺说“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所谓“吃白相饭”,就是“玩耍”,看似无所事事,手段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第一是欺骗,第二是威压,第三是溜走。可怕的是,“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他说,“‘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挨饿,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对于随同商业竞争而发达起来的大众传媒消解社会道德的作用,鲁迅是警惕的,曾经多次表示过批判性的意见。

  社会的商业性质在文坛中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鲁迅及时发现并作了十分形象的刻画;他在上海所做的人物图像,是大有别于在北京所描画的章士钊陈源一流的。譬如,鲁迅说创造社的一批“革命文学家”“忽翻筋斗”,不断“突变”,“脚踏两只船”,强调的是投机性的方面:至于“现代派”人物过去反对国民党,后来又纷纷南下“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这种投机主义乃是植根于北京官场的政客作风,与漂游于上海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是颇有些差异的。鲁迅还指杨邨人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讥施蛰存为“洋场恶少”,还勾画过为上海特有的租界文化所培植的“西崽相”,还有躲在黑幕中的文探,出没无常的文痞种种,都带有上海的商业化社会的特点。甚至连小品文的提倡,在上海为林语堂等人所鼓吹,鲁迅也都把这同上海人喜欢吃零食的习惯联系起来,指出这是一种旨在“养生”的“消闲”文学、小市民文学。他说:“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出版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但不曾保持或提升它固有的道德文化素质,相反遭到严重的损害。鲁迅对此深感忧虑。他致信李秉中说:“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致信黎烈文也说:“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气,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辑,必苦于应付……”他在一篇题为《书籍和财色》的文章中揭露说:“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有赌博性的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在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中,鲁迅多次指出那种欺负弱者的凶狠与卑劣是十分普遍的;然而,较之传统社会,商业主义的竞争与倾轧对于弱势群体的侵害仍然有增无已。他在《推》一文中形象地描写了这种社会病症:“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对于上海的这种商业文化、小市民文化或称大众文化的批判,如果说鲁迅在通信中不过片鳞只爪的话,那么在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就有着更多更具社会形态的描述了。

  鲁迅在通信中还不止一次地暴露过在上海的一种特别耸人听闻的买卖,这是超出一般商品和商业行为的。1932年6月,他写信致台静农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1934年4月,又致信山本初枝说:“我自己觉得,好像确有什么事即将临头,因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他们时时在制造危险的计划。”在鲁迅看来,当一个社会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封闭性、专制性的本质的情况下,任何开放性经济都必然无改于“吃人”的残酷性。

  到了最后几年,鲁迅确曾有动念离开上海,也有友人或组织运动此事,但最后仍然没有成行。此中原因,正如他所说,难以抛离家眷,“离则两伤”,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无法离开他赖以生存、挣扎和斗争的土地。他“爱对头”。郁达夫离开上海返故乡杭州筑巢定居,鲁迅赠诗劝阻,结句是:“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他宁可如他所说,被风沙“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不愿飘然远引,离开无时不给他以斗争感召的所在——现代都市上海!

  鲁迅对四大城市的评述,是完全基于个人经验之上的。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来自他与这几个城市所发生的政治和文化斗争的联系。作为一个批评家,鲁迅对于城市的评价,明显地侧重于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在表现形态上,并不如别的社会学家、民俗学家那样专注于调查研究,而是主观感受的、描写的、细节的、形象化、碎片化的。但是,我们看到,鲁迅为我们所呈现的城市形象仍然是相当完整的、鲜明的、面貌各异的。同时作为一个改革家,鲁迅不止一次这样提醒我们说:“世之论客,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在他那里,关注的始终是中国的整体性改造,因此对于城市的观察,也就往往不着重于“异”,而在“异”中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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