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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

更新时间:2010-09-28 17:23:17
作者: 郭道晖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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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种偏重于国家承担社会主体的“生存照顾” 的责任,由于立足于国家本位,以国家权力来支配、控制社会,也容易被专制的统治者借口对人民的“生存照顾”而对社会施行过度的干预和强权统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如此。

  到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出现一些民主的社会法治国家、福利国家,改变自由主义经济时代“小政府、大社会” 的放任政策,主张由国家主导社会发展,规范和分配社会生产的成果,使政府由消极的管制行政,转变为积极的“服务行政”,为人民提供指导性和服务型的公共产品。国家不只拥有行使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时要履行满足公众需要的义务。政府通过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保障社会人能发挥自己求生存和谋福利的潜能,保护和补偿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平衡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矛盾。为此,政府要树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承担对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照顾” 的职责,“服务”与“生存照顾”是社会法治国的核心理念。

  当然 这种福利国家也可能因政府对照顾社会福利的超重负担而导致“万能政府”、“大政府”、“高价政府” 诸多弊病。但就其为人民谋福利而言,是进步的治国理念和积极的国家行为。

  我国自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也可以说是施行了对全民的生存照顾,国家对人民的生老病死的福利都承包下来。但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党和政府)集中垄断了一切资源,由国家独揽分配权力,而且把社会人按身份分为十等: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士兵、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其中,掌权的各级党政干部按等级享有某些特权;工农兵知识分子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却是大多数人“均贫” ;而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则视为敌人、贱民,剥夺其公民权与人权,遭受非人道的虐待。这远非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专注于发展经济,而忽视保障供给---对社会提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相反,为了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转而向社会“ 甩包袱”,把本应由政府承担 “生存照顾” 的国家责任,推给社会自力解决,不仅忽视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创设谋生的条件与环境,有些地方反而加大社会主体的负担,甚至对社会主体本来拥有的资源(如土地房屋)再次进行掠夺,不断扩大权力寻租的机会和官商勾结的权力收益,使社会不公日益严重。所谓“三失”(失业、失地、失房)更显突出。

  总之,上述问题大都是由于政府忽视或怠于担当对社会生存照顾的责任,导致社会群体的利益的分配与调节失衡,从而使社会公平失落。

  现在,中央决策者开始注意及此,使人们产生期盼。但一则对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产品和服务)赤字太多,负债累累,一时不足以达到供求关系的平衡;再则,更令人难以乐观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言而不行,或反其道而行之。

  解决之道,其实也并非“难于上青天” 。最根本的还是坚决实行对内开放,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公平分配权力与权利和各种社会资源,依靠社会力量,尊重公民的政治参与,改革民众意志表达机制,疏通批评申诉的渠道,开放舆论监督,促使各级政府落实“服务行政”的理念,担负起对人民“生存照顾”的政治责任,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

  (二)国家责任的形式----政治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或补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伦理。

  近读我国近代杰出思想家严复在他所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中的“按语”,发现他对此早有深刻明确的见解,发人深省。他在按语中引用以己意所译孟氏观点说:“故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强调小己的私利,不容国家以公益为由随意牺牲、剥夺。他还特别指出,就公民个人而言,出于爱国之心,宁毁家以纾难,以求国家之安全,固然令后人顶礼敬爱;但就“主治当国之人”即执政者而言,“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灭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11]他尖锐地抨击“主治当国之人”(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的“安全”而侵害“社群”和“小己”的权益与自由,是“逆天理,贼人道” ![12]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13]韩国总统也曾因国内某座桥梁折断死伤不少人而向国人道歉,韩国总理还表示以辞职承担政治责任;等等。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各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这种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的道歉,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下跪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还缺乏这种习惯和责任感与勇气。即使偶或有所表示,亦有表面文章之嫌。远者如我国古代有些无道昏君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也被迫颁发“罪己诏”,但往往只是害怕“天谴”,或借以愚民的手段,而非对人民负责。近者如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伤了很多干部,毛泽东曾脱帽敬礼表示道歉;“大跃进” 饿死几千万人,在后来1962年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领导人也作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他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都只是在党内秘密会议上的一种姿态,不是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因而并没有实际上承担责任,也因而没有真正做出反省,吸取教训。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总的路线政策是积极的、有相当成效的,为人民做了好事。同时,也发生过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和处理某些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政治事件上的失误,造成无辜百姓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和政治上精神上的压抑伤害;以及不时发生的动辙死伤百数十人的矿难,因治理不善而发生的水患,以及一些冤案错案,等等。事后虽也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或惩办直接责任人,但未见担任政治责任的各级有关党政领导人出面进行政治道歉。至于对改革开放前的种种伤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饿死数以千万人计的大灾难,更不被认为其后继的领导人要承担政治道歉或国家赔偿的责任。这些都是有失社会公平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现今正在拟定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增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并把“红头文件” 和公共设施致损纳入可予国家赔偿之列,从而拓宽了赔偿范围,承认了过去不予考虑的这些权力侵害的国家责任,也可以说是我国政法界国家赔偿意识的进步,有助于受损害人的心理平衡和增进对国家的信赖感。

  (三)为什么国家责任要由国家领导人承担?

  对此,在有些党政干部中可能存在三种误解:

  一是认为既然是国家行为造成的罪错(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或对内进行大屠杀或重大政策失误,是国家的集体决策),应当由国家负责,而不能追究领导人个人责任。这种论点,大者如二战后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时,有的律师依据所谓“国家行为理论”,认为战争责任应当由国家而不是战犯个人承担。对此,纽伦堡审判的判决书指出:“犯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范畴,只有通过惩罚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则得到遵守。”小者鉴于我国有些地方发生的事故是党委和政府集体通过的决定,认为就应当由党委和政府负责,不应追究个人责任。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除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单位的法人代表(即其领导人)的责任。

  二是以为造成损害是直接责任人的个人责任,不能由国家承担,更不能由政治领导人承担。诚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能混同,其性质有所区别。直接造成责任事故的当事人要承担的是法律责任(行政的或民事的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而领导人则应承担政治责任(而不是我国领导干部惯于说的模糊抽象的 “领导责任” )。因为他领导或主持的政府在体制设置上可能有疏漏,政策导向与执行上有失误;至少对违法犯罪的下属有“失察”之责。进一步说,即使事故与这些完全无关,他作为受人民信托的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有给予人道关怀的道义责任。

  三是过去领导人的罪错不应当由其后任者负责。对此,确当的逻辑应当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不能不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既然是国家责任,则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应当指出,承担国家责任,进行政治道歉和损害赔偿,虽然可以起到抚慰受损害的当事人、促进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毕竟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国家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检视政策和法律以及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缺失,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

  此外,进一步推究,作为国家行为,国家的罪错也同其人民群众的愚昧甚或疯狂以及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有关。恩格斯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经指出: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11个人……能在3个月内毁坏一个有3600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600万了辨识方向的能力和这11个人同样缺乏。”[14]

  过去希特勒的上台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都曾受到其人民的狂热拥护。现今日本右翼领导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反省道歉,也受到该国的部分国民的支持,这与他们恋恋不舍的帝国情节不无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次运动,以及近年社会出现严重分化和利益失衡,也或多或少与某些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缺失,未能尽到人民寄望于他们作为革故鼎新的先驱和监督国家决策的责任,反而往往给领导人的某些错误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当然,出现这种局面,最终还是由于权力者所设置的非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体制所致。再则,民众特别是社会精英只承担道义责任,并不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法律责任。

  行文至此,值得一提的是,勃兰特下跪30多年后,其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诠释勃兰特下跪的意义,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15]

  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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