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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摘要

更新时间:2010-09-26 17: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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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思想对话

  现在不是讨论陈映真思想的时机。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国民党的国家机器让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七年的巨大代价,是拦腰截断了陈映真如日中天江河自恣的创作大流。现在回头读陈映真,只能说时也命也,真是可惜啊!台湾战后少有——如果不是仅有——的一个人才,硬生生地被斲伤了。政治信念上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徐复观先生,在70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时,为了保护被众口铄金说是在搞“工农兵文学”的陈映真,说他是“海峡两岸第一人”。我相信陈映真曾经是有可能的,至少在文学上,成为无可争议的“海峡两岸第一人”──如果国家机器当初知道惜才的话。我想起来了,不只徐复观,自由主义者林毓生先生,在乡土文学论战红帽子乱飞时,也从海外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力挺黄春明的文学创作《看海的日子》。那是台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识分子群并没有因为之后的国家认同而分裂,因此左右之间还能相惜。但徐公、林公,如今安在?

  回过头来看今天,我看到的是,不惜才的何止是国家机器,更怵目惊心地反而是来自,自我理解为公正的媒体、麻木不仁的网络“看客市民社会”、妒恨的海内外大小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不惜才。不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之一是不出人才吗?但真有人才,看看是如何对待吧!

  人才的形成,需要前人的累积、个人的秉赋、努力、际遇,以及社会条件。人才的确证,在于他是否能在论述、实践或形象的生产中,比我们当代人要来得高或深或异了一些,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视野与启发,而对当代文化与人生有质量上的贡献,而非数量上的增添,例如新八股的论文生产。人才哪里有幸致的呢?人才是表演不出来的,遑论模仿或袭取。仅仅是凑出很多滴水,是没有办法成为一股涌泉的。

  我无意全盘模拟当年陈映真与今日所发生之事。但是,这中间是有一个教训的。今天,这么多知识分子以那么炽热的、浮躁的心情投入这个事件,不少人以一种公正的“司法者”的心情态度定位自己。对有这种心情态度的个人,我没有怀疑的基础,但我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史甚至思想史的事件的司法欲望的后头,难道没有一个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大峡谷在那儿吗?而这个大峡谷,以我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曲折的全球化年代中对“中国”的立场。其实,大陆不比台湾少认同问题,甚至更严重!而学术思想界如何面对这个内部分断,如何形成学术与思想的民主对话习惯,超越“左右”的形式壁垒,共同面对历史真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立法者,去弥平这个大峡谷。这些诚然都是艰巨的挑战,但总比当一个简单易为、正义凛然,但实际上却是在扬汤止沸的“司法者”,要更有承担,从而更为诚实,仅仅因为这是真正在解决今日的问题,而非增加问题。我的朋友,受过保钓运动洗礼的郑鸿生,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当他响应一位我尊敬的青年媒体工作者的询问时。今天的中国大陆一定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从外部视角所看不到的或难以真正同情体会的,例如作假的风气,但不论从内部或外部视角,都应该有一个设想,问题经常是有其复杂脉络肌理的,如果只是透过道德或是司法姿态经营出一种宣泄集体情绪的仪式,以猎杀具有象征性的一流知识分子作为牺牲献祭,而非真正清醒地面对社会危机,那可能就真是治丝益棼了。

  我殷切地盼望两岸能在普世化的市场与民粹的话语中,要重视人才形成的问题,但更要爱惜已有的人才,以及相互爱惜。爱惜人才,也是爱惜自己。我们对走在我们前面的,不必把他拉回来和我们平等,更不必把他斗臭斗倒,好让我们自己,如鲁迅所说的,“戴上纸糊的假冠”昂然走在前面。全球化年代中,日益残忍的资本主义竞争体制在学术生态中也产生了它的更加变态的次范畴,培养了众多的妒恨的学术匹夫,而这使我们庸俗化齐平化数量化。又由于“中国”认同的复杂但尖锐的对立,更使得我们把“人才”看成是敌人的人才,必去之而后快。但我始终认为,对于人才,就算是敌人,也应该把他当作个人以及社会成长的标竿,向我们的“敌人”学习,而学习的不二法门是就是与他作思想和理论的民主对话,而不是把精力用在摧毁思想论敌上。这是尼采对“敌人”的看法,相当不同于当今的左右施密特们。我也愿意以此自勉。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超越“左右”并不是要消灭“左右”

  毛泽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即便我们超越了当下的左右,再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左右。所以我想“超越”并不是要“消灭”左右区分,而是说,怎么样把现在左右的辩论品质提升上去,使这个左右辩论不至于沦为国际左派或者国际右派在中国搞的“代理人战争”,而是成为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根植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能够对中国起到建设性作用的辩论。

  汪晖的思想,是不是国际流行的一些左翼思想的中国版本?

  我想汪晖的原创性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体验。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书评过程之中,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思想以西方主流理解的话语准确的表述出来?这本书的写法放在西方来看是有点奇怪的,很难找到对应者。一般人看到这个题目,望文生义,大概觉得汪晖是要写一本关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的书,但汪晖偏偏花一半篇幅讲19世纪以前的事,甚至上溯到了先秦思想。那这个“现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间分期?这个“兴起”,是像黑格尔那样追溯“绝对精神”的一点点成长吗?有持续数千年的“兴起”这回事吗?此外,怎么界定“中国”?

  “思想”指的又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些内容?汪晖的进路是出人意料的。他要说的是,“早期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所谓“兴起”,乃是“生生不息”,是反复的“兴起”。“中国”,他也没有作本质主义的处理,而是在历史的流变中来把握“中国”内涵外延的变化。“思想”,在他这里是参与了政治社会实践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而不是被剥离和孤立出来的文本。用同样的进路针对欧洲写一本书,就好比说,现代性这个东西并不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而是一束反复出现的特征,它可能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兴起过,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兴起,在“12世纪文艺复兴”兴起,有很多重大的moments

  (时刻)。在这过程中你还要追溯“欧洲”或者“西方”内涵和外延的流变。这样的写法在西方找不到先例。

  当然,这种写法有它难以驾驭的地方,比如汪晖用“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的概念,我理解他用这个词有一些话语策略上的考虑,它的内涵没有规定死,是开放性的东西。但用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是那么确定的概念来撑起一座巨大的理论大厦,会有它的风险。

  我现在的职业身份是法学学者,感觉汪晖提出的一些理论议题在法学院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可能是在座大多数人文学者不太了解的。通常来说,法学院是一个很保守的地方,最新的思潮往往是最后一个影响法学院,但是这个思想到了法学院,会马上变成制度性的东西巩固下来。概括起来,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对清朝的叙述,尤其是清朝的“通三统”实践和帝国治理上的制度多元主义。我已经看到有几篇法学论文围绕这些主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我甚至还有个朋友想做《大义觉迷录》,研究满汉关系,这个也是受汪老师一些影响。第二,国际法和朝贡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在慢慢在法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法学院里的国际法往往是跟着国际法院的最近实践去走,比如探讨国际人权法上一个案件怎么判的,但对于如何重构未来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前瞻性的开掘比较少。汪晖的琉球文章,把两种不同的世界想象的冲突揭露了出来,现在也在慢慢激发法学方面的思考。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区域秩序的重构,中国法学学者长期在这样的问题探讨中缺席,是令人惭愧的。第三,对思考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一些启发,他的西藏研究,“区域”的概念,还有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的这种提法,都很有启发性。尤其是让我们注意到,“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民族自治”,不是一个民族靠自己的血缘和文化的同一性建立的自治,在“民族”之外还有“区域”这一层。区域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的空间,把“区域”带进来,有助于反思那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这样一种思考,对于宪法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汪晖提出的很多思想命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左翼学者,而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品质的提升都具有积极意义。谁要是超越了坊间的那些政治标签,真诚地去思考中国和世界问题,谁就能对汪晖的努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关注社会实践

  我就大会给定的第三个主题(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谈点自己的简单想法,这个问题实际困扰着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都反对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左右之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论争,应该既在左右之中,又要超越左右。既在左右之中是强调一个根本的立场以及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比如说,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是让一切劳动和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把这一核心思想作为左翼的根本立场的话,那么,左右之间根本无法调和,因为它事关我们对未来的争夺,也包括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在这点上,我觉得,彼此的立场在思想论争中会进一步的坚定和强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所有的讨论和争论一定会在论战中间,在坚定的立场中间展开对未来的想象和争夺,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又应该超越左右,我强调的超越左右,是指超越某一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左翼思想,包括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在于它的实践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巴丢(Alain

  Badiou)的看法,任何一种政治实践同时一定又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既应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讨论,又应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外来讨论,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40年代关于“山沟沟里能否出马克思主义”这一大辩论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重要景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传播过程,反而激活并吸纳了中国的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同时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经验形态。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不是仅仅对它进行一种思想史的解释,而是强调整个过程中间的实践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实践的命题,我们如何看待100年,尤其60年的历史中间,中国群众的首创精神,包括他们的实践性的创造。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什么样的形态和什么样的形式,完成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过程。

  我觉得这样一个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原因,包括地方性知识等等的有力介入,因此,它又很难用左右来简单解释。所以我对汪晖这样一个命题更感兴趣的实际上不完全在于它的思想史的背景,而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所以我想,超越左右应该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超越那种僵化或者教条主义式的左翼思想,然后丰富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这样一种群众性的实践,或者群众性的创造精神,不仅在前30年表现出各种形态,同时也表现在后30年中国的改革过程之中,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重新检讨中国历史、中国问题的话,我想会对我们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它会要求我们把叙述视角不断向下,不断的从思想史的层面走向中国实际的社会实践,同时我们会把一些原来分散的有意或无意识的群众的创造进行重新的总结、理论化的总结。汪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管是他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对当代思想状况的讨论,对工厂改革的讨论,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注社会实践,对超越左右的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怎样理解所谓的批判性?怎么来重新讨论所谓的批判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没有人会否定这一提法,但是在一个媒体化的时代,仅仅为批判而批判,或者说那种破坏性的批评,很容易成为一种表演,甚至一种娱乐化的东西。我对批判性的重新理解是,我们要强调一种创造性的批判,或者批判的创造性,我们怎么样在批判中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路,这对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除了继续思想史的脉络讨论,我仍然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怎么样讨论,100年,60年,30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可以被重新理论化的问题。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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