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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

更新时间:2010-09-23 22:32:52
作者: 姚新勇  

    

  摘要: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振状况,存在已久,虽对此有着断断续续的批评,但却从未有过全面的分析和整体把握。而本文正是要通过具体的分析,全面地揭示存在于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宏观研究方面体系性、理论性学科意识的严重匮乏,“报告体”对宏观性研究的束缚;微观批评方面批评意识的缺乏和对文本的结构性把握的缺失。此外,作者的汉民族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这篇文章带来了特殊的意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当下,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1状况的不满一直存在,2但却一直缺乏专门的全面分析,所以我相信这个题目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如果读完这篇文章看到了我对当代民族文学的近乎全面的否定之后,那么遭遇的可能就不是一些人的“不满”。我可以以事实就是如此来回答可能遭遇的不满,但我却不能不正视这样的质疑:“你有什么资格做出如此的妄评?”这关于资格的质疑可能包含两个方面。首先,你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当代文化批评者,而且一直关注的是汉文化领域,现在偶然游荡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连开口发言的能力恐怕都还不具备,哪有资格一笔就将整个当代民族文学批评抹煞呢?不错,我是晚来者,但不一定就比圈子里的人或早到者缺少开口的资格,只要我的这种整体评价,是认真考察、阅读后的结果,只要它能概括绝大多数评论和研究文字它就是准确的。3我所可能面临的第二重资格质疑,可能是我的汉族文化身份。记的几年前,《南方文坛》曾向多位民族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由本民族的作家所创造,而不能由汉族或其他作家替代;而且,更大程度上应该由本民族的作家和研究者去阐释。您认为如何?”4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不一样,但却没有一位对这个问题所包含的文化身份的区分有何异议;民族文学就属于或主要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是常识。由此而论即便作为汉民族的一员,我被允许(或擅自)进入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说话也应该慎之又慎,像“萎靡的民族文学研究”这样的话,似乎不是一个汉文化身份的研究者有权说的。涉及到异民族问题或与异民族成员谈话时,应该注意文化禁忌。我并非是一个不懂文化禁忌、自以为是的汉人。少年时的生活环境与经验早已教懂了我这点;而且也已记住了乌热尔图先生对“声音盗用”的义愤,5张承志先生关于要懂得对异民族适时的尊敬缄默的指点。尽管我曾对乌热尔图先生的文章提出过商榷,不认为存在纯粹的民族“自我声音”,6但是如果少数民族文学只是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那么尽管我自认为要说的是事实,我恐怕也会保持沉默的,既然不少民族作家和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当代民族文学批评欠佳的状况,相信他们中终会有人无法忍受,会像我这样直言不讳大声批评的。然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不只是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它至少还有另外两层含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而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如此,我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不仅不应该自动排除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外,而且应该主动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文学研究的实践中,民族文学被忽视的情况大量存在,早已遭到民族作家和批评家们的批评。我将这种批评解读为友好迫切的邀请,我想认真、实在地将民族文学视作自己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像不少汉文学学者那样抽象地空喊什么重视民族文学。既然如此,既然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就以低迷的状态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么我就应该责无旁贷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坦言表达真正的尊重和重视,而不是重复太多太多的冷淡、漠然和虚伪的友好、尊重。下面就是我的具体分析。

  

    宏观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的欠缺

  

  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足,不是个别性的问题,而是全面表现于宏观理论研究和整体把握与微观具体批评上。首先让我们来看宏观方面的问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缺乏有效的宏观研究,如果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或可以把这种缺陷归于具体创作和批评材料的缺乏,但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民族文学的当代创作,在八十年代初期恢复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厚、骄人的成绩;批评理论方面的工作虽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急待宏观性的系统梳理与分析;而且半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卓有成效的搜集与整理,更是已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这一切都说明,宏观研究一直落后的原因绝非是具体材料的缺乏,问题的要害很可能在于体系性、理论性学科意识的严重缺乏。也就是说,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都缺乏自觉地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开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致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作,还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如果排开丰富的民族文学遗产的整理之成果并从基本的学科理论性、系统性要求来看的话,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这门学科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7

  相信肯定会有人质疑: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缺乏学科自觉性、理论系统性也就罢了,但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没有建立起来,是否太过分?难道这么多年来的作家作品评论、作品编选、问题讨论、文学史写作、机构的建立、教学科研的展开都是在瞎忙吗?当然不是。不过请不必着急,姑且先允许我接着慢慢说,下面的分析会给出足够证明的。

  民族文学宏观研究的欠缺还直接表现于某些表面具有宏观性的工作上。随着民族文学当代创作的迅速发展,有关各不同民族、区域、题材、体裁等方面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日渐增多、全面展开,形成了不少可以量化的成果。但如果认真考察它们的质量,则令人相当失望。所有的文字基本还都处在初探、印象、感受的阶段,材料罗列有余,理论深度欠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家的思路,受制于一种“报告体”的束缚。这种报告体广泛地存在于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它的资格相当老,老舍先生1960年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就是一个标本。它的结构基本是这样的:首先由一个关于时间的语式结构开场,即“从……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或某某民族的文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后具体罗列性地陈述所取得的成就,这种陈述可以从民族作家队伍建设(成长)、作品数量迅增、题材和体裁的开拓等各方面展开;第三部分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后以表决心的语式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结束全文。8在这种报告体结构内,填充上或多或少的堆积性材料(经常是众多作家、作品名称的一一列举),文章就算是写成了。无疑,很难指望这样体式的文章,能有内在的富于深度和逻辑力量的理论线索,它给读者提供的不过是某些表面性、材料性的知识而已。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以下简称《理论评论卷》)所收的第2—第15篇文章为例,它们大致属于对民族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的整体性的考察,其中2、3、4三篇,基本属于标准的报告体,文章的结构,作者的身份和说话的口气,与老舍先生的报告非常接近。第5-15篇可称为“变种报告体”,它又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离报告体已有一定的距离,但相对还是比较接近,不仅在结构上没有质的突破,还填塞着份量不轻的一般性介绍文字,更主要的是作者在行文时,没有找到较好的具有理论性的切入口,无论是作者的行文动机还是阅读后给人留下的印象,都仅止于对对象的一般性介绍。《理论评论卷》中的第6、7、8、9、12几篇,就属于这种情况。乘余的另7篇,可算作是“变种报告体”的第二类,虽然它们之间的质量并不平均,但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都具有跳出一般描述性介绍,从特定观测角度结构对象的自觉。这几篇中的有些选题相当好,颇具深度挖掘的价值。例如《新疆哈萨克“民考汉”青年亚文化作家群创作初探》,《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等。选题的理论性,就为文章具有逐层深入展开的学理性具备了可能,而且像《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这样的个别文章,也的确一定程度地显示出了理论的力度。但可惜的是,尽管如此,它们还没有彻底摆脱“报告体”的影响,结构上还不难看出“报告体”的模式,而且有意义的选题还没有真正完全有机地结构起文章的所有材料,使文章形成紧密地理论联系。简单的罗列式材料堆集,仍然没有很好地避免。这一切都使得它们难以摆脱一般性介绍的特征。我以为作者们对此是知道的,所以这些文章的题目,包括那些最具理论宏观结构性文章的题目,都常常带着“印象”、“漫议”、“几点思考”“态势”等与“浅淡”相接近的限制性词语。

  关于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可归为另一类的宏观考察。以各种“后现代”学理看,文学史也好或其它什么的史也好,都不可能是对真实历史的客观呈现,它们都是具体的历史编写者,根据一定的历史观念、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对散漫的历史材料挑选、增删、梳理、方向化、系统化的结果。这种观点表现了学术发展对传统的真实历史说的怀疑与警惕。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历史材料的过度整理和过度系统化,而是它们基本上还没有找到能够将散乱的材料较为系统、有机地结构在一起的理论基础,甚至连怎样确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其纵的脉络简单地套用一般的历史分期,横向大致以不同的民族身份、地区、题材、体裁进行分类,然后再用大量泛泛的介绍性材料填充在这种无结构的结构中。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结果,说是文学史,缺乏史的系统性,说是文学史资料,又不具备资料的原始性;而且有时为了追求所谓的考察的完备性,就不惜篇幅,大量罗列介绍各民族的相关文学史材料,至使形成一些厚度吓人的缺少真正价值的“恐龙式巨著”。9

  

    微观批评的空泛

  

  宏观研究的症结,既在于学科系统、理论性自觉意识的缺乏,同时也与微观批评多方面的不足直接相关。首先,民族文学的批评缺乏批评意识,多泛泛的表扬,缺直面的批评和中肯的分析。这不是说批评的文字在民族文学领域完全见不到,零散的、泛泛的批评甚至某些尖锐的词语时不时还是能见到的,但是以直接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现象或群体为目标做直率批评的文章则难以寻觅。10虽然,批评应该远离那些缺少诚恳之心或以哗众取宠为目的、或不讲学理一味胡批乱伐,但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即时出现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尽可能及时、准确的解读,而没有经过时间沉淀的即时的文学批评对象,是不可能不存在较多问题的,因此尖锐、中肯、有深度的批评文章,就是不可缺少的。少数民族文学界之所以一直有人不断指出,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缺乏及时跟进创作、指导创作的能力,与批评意识和实践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

  民族文学批评的第二个也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量的批评都是简单化、模式化的,无论是单篇作品的评论,还是集合性对象的综合分析,都缺乏富于理论贯穿力的文本结构性的把握,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就是表面化、肤浅、甚至随意。这种性质的单篇作品的评论大量存在,就不具体阐述了,不妨对具有综合批评性的文字,稍作分析。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也就要求批评对日渐丰富的创作进行贯穿性的综合分析。例如宗教是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从宗教视野楔入进行综合性的把握无疑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分析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最初级的宗教文化印象的简单归纳,而应该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尤其是同一个作家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梳理出隐含的内在线索。就以优秀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来说,他1980年发表了《朝佛》,1984年又写出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两篇作品都直接表现了西藏浓厚的宗教信仰文化,但具体的处理却明显有异。前者沿袭的是八十年代之前的观念,要表达的是摆脱宗教迷信阴影,走向科学的未来光明之道;后者则是从民族文化的批判角度移开去寻觅民族文化根的想象与惶惑。对于研究来说,所要做的工作不仅是要揭示这种差异,也不仅是泛泛地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时代原因,而且应该通过仔细的文本对照性分析,揭示出隐藏于这种变化中的结构性线索。除开明显宗教题材的一致性外,这两篇作品关注的重点也可以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归宿”问题。虽然作者对最后精神归宿的指向不同,但作品的基本叙事结构却是一致的,即它们具有共同的“引导与被引导”(或说“导师与随从”)的文本结构,正是它将两篇作品的故事、人物、主题结构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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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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