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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群: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

更新时间:2010-09-18 23:05:38
作者: 王铁群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是为告别专制挽救和推进民主而进行的思想革命。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的发现”、“人的自觉”的时代,极大促进了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被民族主义中断。

  

   一、新文化运动的起因和条件

  

   1、思想启蒙是民主的前提

   17—18世纪,西方世界开展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该运动开始于英国,蓬勃于法国,实践于美国,扩大到整个世界。启蒙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成为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强大思想动力。

  思想解放至关重要,没有人的思想更新,就不会有现代公民。“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一页,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除了美国等由移民为主的国家外,任何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都必须进行一场思想启蒙,实现观念革命,让专制时期的臣民变为公民。

  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样一个民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中国国人就难以冲破传统观念牢笼,涤荡专制统治。

  

   2、专制主义阴魂未散

  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主义幽灵仍在国中游荡,不管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革命”者的集权行为都说明,专制主义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独秀等深感“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新文化运动,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意识,帮助国人摆脱专制主义束缚,为实现真正民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自由空间是思想争鸣的保障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人民享有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当时,存在大量的独立媒体,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在这一时期,各种学说百家争鸣,任何主义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任何思潮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科学文化事业在20世纪空前绝后地繁荣。

  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北京政府时期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

  

   二、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文化运动伊始,便开宗明义树起人权与科学两面大旗。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人权的提法由民主取代,两面大旗改为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称民主和科学为“德先生”和“赛先生”,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不同角度阐发民主思想。

  陈独秀视儒家思想为民主的障碍,认为“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他指出民主思想源于近世欧罗巴人,所以应认真学习西方民主。他强调,争取民主必须反对“恶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李大钊则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指出,全民普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没有全民普选,还配叫共和国么?……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他在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青春》一文,号召广大青年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使命!

  胡适则号召广大青年脱奴隶状态,负起公民责任,做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努力用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确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文化和社会。“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及人的权利,其基本精神是崇尚个性,尊重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不是以现实中的个体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集体本位倾向,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使个体失去其主体性。集体主义是专制的基础,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前提。

  启蒙思想者高扬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强调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青年》杂志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号召青年努力争取“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号召国人负起民族、社会、历史的责任,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普世性的文明:“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除了指普及科学常识外,主要是指树立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思维方法必须从“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不盲从一切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西方的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把民主和科学视为立国之本。

  

   三、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束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继续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未竟事业。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由民主启蒙转向布尔什维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到无产阶级专政。新文化运动以启蒙和文化批判始,以复归政治斗争终。

  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思想转折,与苏俄密切相关。

  1917年列宁通过十月革命政变夺权。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与民主政治相悖的新型专制制度,所以遭到美英等民主国家的反对,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苏俄极力把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

  1919年“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没有支持中国获得山东主权,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因此对美国很是失望。

  苏俄乘机行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令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俄国在华特权:“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一卷,第623页)这个宣言,立即博得中国人空前好感,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苏俄赞美不已。

  与此同时,俄共中央1919年在海参威设立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1920年3月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并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这些机构专门从事中国工作。此后,俄共先后派出20多人来中国活动,他们一面与孙文联系,一方面组织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

  在理论上,列宁一方面宣扬民主的所谓阶级性,把民主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以排斥,强调暴力革命和建立不可能存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于1919年6月发表“帝国主义论”,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引向以美国为首所谓“帝国主义”。

  其实帝国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掠夺弱国的领土,将其化为殖民地。我们说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一战后,最主要的大英帝国已开始全面瓦解。)在中国,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因为《辛丑条约》条约并没有割地诉求。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又一次出现领土危机。在美国总统的压力下,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9国“华盛顿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空前有利的国际协议,迫使日本把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放进坟墓,并把山东主权交还中国。

  当美国在“华盛顿会议”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时,中国本土却燃起了反美大火。这把反美的大火的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俄。

  邵建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发文《从“胡陈之辩”看“帝国主义”话语是如何形成的》,文章揭示了这一吊诡的背景:

  1921年下半年,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奉命派代表参加苏俄举行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中共代表张国焘回忆:“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苏联策动中国反帝,其实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正是俄共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时,1921年7月苏共红军侵占外蒙古,打败白俄军(1921年3月,由白俄军扶植成立“外蒙独立政府”),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俄与外蒙古订立了许多密约和协定,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殖民地。1924年7月,苏共将外蒙古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那么,苏联为什么热衷于中国的反帝?这个问题,别说当时反帝的陈独秀孙文不知道,也别说“反反帝”的胡适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我们,欲知其见不得人的秘密,也得等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的解密与开放。”

  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作思想斗争。”1924年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民族主义,赋予了反帝内容。当时在中国的加拉罕致信苏领导人说:“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俄共向孙文广州政府派出者的另一份报告则进一步露骨地说:之所以对孙文广州政府感兴趣,“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以上所引均见邵文)把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苏联策划的中国反帝运动的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转向信奉布尔什维主义。1920年9月,他在中共机关刊物的《新青年》第8卷第1、3期上,发表《论政治》和《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与通信,仿照列宁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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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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