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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9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使农民日渐失去自主性

更新时间:2010-09-14 10:26:40
作者: 李昌平 (进入专栏)  

  

  1978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之后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11年,中国农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88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虽高速发展,农村却未能持续上一个11年的发展速度,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停滞。农民负担沉重成为90年代中央最为重视的问题。为何出现这种突兀的转折?在李昌平看来,90年代的三农政策出现了问题,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农业现代化政策均出现了失误,导致农民日渐失去自主性,农民共同体消亡,进而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和内需严重不足。

  李昌平认为当下农村问题的解决和突破要增强农民共同体的作用,扩大农民的权力,保证公共资源城乡均等化配置,既要留住发展成果,又要让农民在政治上有足够的空间。

  

  对话主持:陈芳

  

  一、李昌平曾经发表过文章《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称:1978年-1988年是中国农村、农民、农业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村、农民、农业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然而从1988年到2001年,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段,然而却也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时段。无论从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还是农业现代化政策,都出了问题。农民的权利逐渐萎缩,农民共同体的自主性逐渐降低……

  

  凤凰网:改革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农村改革进程,有一种划分认为:1978年到1988年,是快速发展阶段;1988到1998年是基本停滞的阶段;1998年到之后,又是一个重新快速发展的阶段。您是否认同此种划分方式?在您的研究中,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划分的?

  

  土地政策规定维护农民地权,实际完全相反

  

  李昌平:从土地政策角度划分,1978年到1988年是一个阶段。1978年到1988年,农民的税费负担很轻,一亩地才交50斤谷子的地租。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90%以上的收益,还可以分享土地非农收益的全部收益。这个时期,农民可以自主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发展村办工业,村办工业的收益几乎全部归农民所得。1978-1988年是农村快速发展的十年。

  1988年到2002年是第二个阶段。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出台,农民集体的土地非农用权利逐步被政府和开发商占有,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一阶段表面上是要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实际结果 却是农民的地权越来越小。农业税费持续上升,农民不仅要承担土地负担,还有人头负担,甚至农民养猪、甚至砍自家的树也有负担。另一方面,在土地的非农用收 益中,农民所得比例持续下降,商人和政府的比例是持续上升的。

  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是第三阶段,各地逐步取消农村税费,并在征地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收益比例,有了向农民倾斜的趋势。

  

  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农民负担加重

  

  从财政角度划分,1987年以前是一个阶段:乡里比县里有钱,县里比市里有钱,市里比省里有钱,省里比中央有钱,中央没钱。

  1987年 开始推行财政分灶、财政包干。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县乡或者县市包干以后,出现事权下放、财权上收、地权上收、税权上收。这样,中央有钱而地方没钱,越低级 的政府越没有钱,导致地方乡镇企业及农民负担日益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导致农民购买力日益下降,农民购买力下降导致乡镇企业产品没有市场,乡镇企业困难进一 步加剧了乡镇财政困难,乡镇财政越困难,农民负担和企业负担就越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1994年实行分税制更加加剧了上述的恶性循环。

  2002年,中央提出要“以公补农、以城带乡”,不准向农民收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是一次转折。

  

  农民社会福利逐渐萎缩

  

  从社会政策角度划分,80年代初,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只有1000多个亿,不仅拨钱给农村搞合作医疗,还帮助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制;1987年前后,每位农民每年缴10-15元建立农民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过去的农村教育也是中央给钱,村一级教育都有公办老师。那时社会政策领域,尽管国家很穷,但国家不会不管农民,农民还是享受国民待遇的,没有这么大的城乡差别。

  发生变化是从1987年财政分灶吃饭后和1994年分税制后形成的。事权下放,农村所有的事全部由乡镇政府负责,连军烈属的费用市以上财政都不拨钱了,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所有的事情都是农民集资,修路、盖学校、通电、电话等等都要农民集资,而产权却不归农民。所以到了90年代,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成为普遍现象。这一阶段,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是逐步将农民丢到国家体系之外的一个过程。

  2002年有一些转折,中央重新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教育、医疗又开始拨钱,同时开始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并提出城乡均等化发展,中央也开始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了。

  

  农业政策未能分阶段按地域制定

  

  从农业现代化角度划分,1982到1985年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收益,这一阶段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增产,这主要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获得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劳。

  1985年 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农业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阶段,农业领域劳动力持续减少,但粮食还在增产,这个阶段的粮食增产与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 的积极性)没有关系,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是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第二阶段的农业发展目标是“追求农产品价格增长”收益。然而,我国的农业政策没有及时 调整,依然鼓励农民追求产量增长效益,导致了农民在农业领域持续二十多年增产不增收。80年代,养20头猪、种20亩地就是万元户(那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现在,养20头猪、种20亩地仅仅能得到几千块钱,农业的收益是下降的。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农村政策还停留在第一个阶段,还在追求量的增长收益而不追求价格增长收益。如何追求价格增长收益呢?这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增加他们的谈判能力,要有钱延伸农民主导的产业链并培植品牌。小岗村1985年以后是走下坡路的,一直到现在还在走下坡路,就是这个原因。1978年到1985年的小岗是先进典型,但1985年以后小岗是落后的典型,再学小岗村是完全错误的,此时的小岗村已经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了。

  第 三个阶段是追求市场份额收益的阶段。这时的农业政策跟第二个阶段也应该不同。第二阶段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有一定的定价权并形成品牌。这个阶段要追求市场份 额,像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豆市场份额收益、种子市场份额收益等,欧美国家之所以不肯放弃农业高补贴政策,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国家 的力量帮助他们的企业抢占他国的市场份额收益。一旦他们占有了我们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就不仅持久占有市场份额收益,而且还拥有很大的定价权,从而对我们 的经济构成威胁。较大市场份额一旦被他国占有,就很难翻过来了。所以这时的农业政策就应该是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加品牌密集+加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追求市场份额收益。

  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东北、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南岛已经进入这三个阶段了,西部还有些地方可能处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分阶段来制定农业政策,可当时我们没有分阶段制定农业政策,整个国家都实施的是第一个阶段的政策--追求量的增长。

  

  90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

  

  凤凰网:您刚才说的几种划分阶段,无论哪一种分法,90年代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村改革放缓了,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停滞。

  

  李昌平: 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放缓,而是加快了。如水利市场化改革、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教育医疗“国退民进”--市场化、基础建设 “国退民进”--“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两田制等等。90年代的农村改革比80年代的农村改革力度更大。

  但是,90年代的三农政策是基本错误的,或者说9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基本错误的。

  改革和革命是一样的,都是手段,不是目的。革命可能干坏事,改革当然也可能干坏事。出了问题和错误,就认为是因为改革放缓了,这是思想被改革教禁锢了的缘故。

  近代一百年是逐步扩大农民权益的过程,是解放农民的过程,是农民成为国家主人的过程。而90年代的农民权益实际上开始逐步缩小了,比如农民的教育权利、医疗权利大大降低;政治方面,县乡到中央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农民的比例持续下降;干部选拔的新标准完全关闭了农民在政治上的上升空间。所以,90年代的农民政策是错误的!

  最近100年,农民组织化是大趋势,但90年代的政策不仅限制农民组织发展,还解散了农民既有的共同体。这是错误的!

  最近100年,工业化城市化是大趋势,但在工业化进入中期后,就不能在继续“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应该反过来。而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依然还在继续: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农村依然还是城市“殖民地”地位。这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们的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农村政策在90年代基本是错误的。现在逐步在进行调整,但还不够,需要加快调整。

  财政困难导致出现“打白条”

  

  凤凰网:在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引起中央重视,并在随后推行税费试点改革;一方面是农民负担加重,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引人关注,就是“打白条”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李昌平:80年代农民种一亩地交50斤谷子就可以了,当时的农民都踊跃交公粮;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逐步改为交现金并加重了负担,原来交50斤谷子,2毛钱一斤就10块钱;90年代一亩地要交几百斤谷子,好几百块钱。这导致负担农民负担加重。

  80年代,农民负担轻、农民积极性高,那时都主动“交粮交款”;后来随着负担加重,变成了干部下村“催粮催款”;再后来干部催不动,就自己下村去“收粮收款”;最后收不到就带着警察下村“逼粮逼款”。这几个词的变化,反映出了90年代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收益越来越少,干群关系越来越激化的状况。

  “打白条”是农民到粮站卖粮食给国家后,粮站不给现金,只打一张“欠条”--即“打白条”。90年代“打白条”现象很普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便于乡村干部 “坐地扣款”;另外一个原因是90年 代的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收储体制都存在居多问题,农民卖了粮,粮站确确实实没钱支付;银行不给钱,是因为粮食部门的账面上应该还有钱。这中间存在一系列扯 皮拉筋的结算,需要有非常高级别的干部主持才能进行这样的结算,但非常高级别的干部是很少的,收粮的粮站和卖粮的农民却很多。当时,不打白条不正常,打白 条是很正常的。

  

  二,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1978年到1988年,农村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而在1988年以及整个90年代,中国农村未能持续此前的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停滞。原因何在?农民失去自主性,农民共同体消亡是根本原因。而政策的失误,在李昌平看来,笼统地说则是缺乏理论的指导。

  

  农民失去自主性

  

  凤凰网: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整个农村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而到了9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放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停滞。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按照您所说,整个90年代的农村政策基本错误,问题出在哪里?

  

  李昌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农民为例,改革开放重要的是要增强自主性。企业改革要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农村改革也要增强农民的自主性。我们后来的改革没有坚持这个原则,只是把农民作为一个工具使用,本末倒置了。

  我们要实行现代化,何为现代化?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只是手段,但我们把手段目标化,忘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结果,所谓工业化就是要农民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所谓城市化就是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

  工 业化就是怎么把劳动力价格压得低低的来维持我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目的成了 “不断满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我们的农民呢?买不起东西了,最后导致国家的经济依赖海外市场,失去了自主性,所以 我们现在要受制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约。人民都没有自主性了,怎么可能有内需经济呢?没有内需经济,哪有自主性?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理论指导,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错误。

  

  农民共同体消亡

  

  凤凰网: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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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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