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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马礼逊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更新时间:2010-09-12 19:15:49
作者: 卓新平  

  ”

  其三,其所译《圣经》反映出他提出的译者译书所应遵循的两条职责:“一是必须准确理解该书的原意,领会原著的精神;二是必须以诚信、明达和典雅的译文,表达原著的意义与精神”;其中“第一职责要比第二职责更为重要”。对这两条职责,马礼逊曾说明其译经时具体坚持的情况:“关于翻译的第一条职责,为了深刻明白圣经的原意,我曾参考圣经的原文,普通英文译文、孟他努译本、通俗拉丁文译本、法文译本、七十子希腊文译本、汤姆生译本等24种译本和《圣经诠释》等书。”“关于翻译的第二条职责,在翻译中文圣经的过程中,我曾参考了从伦敦带来的《新约全书》中文译稿,即以前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手稿,又参考了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些零星译文、中文拉丁文字典,并得到了我的中文老师不断的、具体的协助。”由此可见,马礼逊汉译《圣经》的过程,正是非常深入,系统、认真的中西文化对话的过程;其于1814年在广州以《神天圣书》为名出版的汉译《圣经》则正是这一独特对话的结晶。

  马礼逊展开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另一大领域,则是结合《圣经》的汉译而进行了相关辞书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他投入了很大精力来编写英汉字典。1808年,马礼逊根据《康熙字典》而开始其旷日持久、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编撰工作。他在1822年为其中第三部《英汉字典》所写的“序言”中曾说:“为收集这部字典的词汇,我花费了13年时光。”这部《华英字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英汉字典,而且它也标志着中国英汉字典系统编纂的开始。

  《华英字典》共分为三部,其中各部相互独立,编写体例亦各自不同。这一工具书的第一部取名为《字典》,是按汉字部首查字法的汉英字典,它按照嘉庆十二年(1807年)刊刻的《艺文备览》来英译,并根据汉字笔划分为214个字根来编排,形成部首查字的字典,书后附有字母索引。《字典》第一卷于1815年在澳门出版,第二卷于1822年出版,第三卷于1823年出版。其在整个《华英字典》中所占篇幅最多,约为其总页数的五分之三。在编译其第一卷时,马礼逊有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其释义详尽、全面,触及中国文化的诸多内容,因此已远远超出解释文字本义的字典范围。为此,他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有广泛涉猎,吸收大量的中文知识。他在总结1808年的工作时写道,“我编纂的《华英字典》,天天都在增加词汇和诠释”。在1809年底他还提及其购买中文书籍一事,“现在我已购买了共有1229册,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甚至其以汉字部首来进行《字典》的排列,亦体现出对中国文献排列方法的比较、借鉴和改进。马礼逊在《字典》第一卷序言中说:“这种排列的主要目的是很容易查到需要的字,这是对古代体系的一个改进,尽管被认为不比《六书》、《说文》和《玉篇》更达观。”从整体来看,《字典》几乎就是《康熙字典》的翻版和英文注释,但其编译和注解不仅基于《康熙字典》所引《四书》《五经》的例句,而且也有对其它中国文献的参考、借鉴。

  《华英字典》的第二部定名为《五车韵府》,为按汉字音序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其特点是根据汉字的音标来用英文字母排列,其附录则以拼音顺序列出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类汉文书写体,从而使其中英比较又有所深化。该部第一卷于1819年出版,第二卷于1820年出版。在《五车韵府》第一卷的前言中,马礼逊提到其基本框架也是以已有中国著作为底本。这一底本为清朝一位陈先生的遗著,由其学生补充、加注。当《康熙字典》编纂时,其学生交出这部老师遗稿,从而有力帮助了《康熙字典》的编纂。而马礼逊找到这部著作后,即对之加工、调整、编辑、英译,由此构成《五车韵府》的主体。此外,马礼逊“在编撰《五车韵府》时,还参考了《康熙字典》和罗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编著的《字母字典》[Alphetic Dictiona-ry]”,并进而参阅了《分韵》、《佩文韵府》、《尔雅》等中国文献,从而使该字典在内容和编写方法上都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对照、比较和沟通。

  《华英字典》的第三部为《英汉字典》,于1822年在澳门出版。它采用的是英、汉对照体例,内容有单词、词组、成语、格言等,其解释和例句还有汉译。虽然在马礼逊之前已有拉丁文与汉文对照的外文、汉文词典,但编撰英汉词典却是马礼逊的首创,因而难度颇大。马礼逊曾在《英汉字典》的序言中坦言:“自从作者为本字典搜集词汇,已经过去十三年岁月。在此期间,不断对其增补,但是中文与英文相对应的字全部搜集起来,这样的著作对一个人来说太广泛了。即使穷尽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

  《华英字典》的完成和出版,在当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桥梁,其本身亦是涵括许多中西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化、政治、地理、风俗、礼仪等领域,它在词义的解释上触及到中国的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文学、文化、艺术、教育、体制、传统、礼仪和风俗等方面,亦对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所介绍和评价;例如,他对孔子即有详细的评述,认为“孔子一生涉猎政治,他的伦理观主要涉及属于政治那一类的社会义务。家即他心中的国家或帝国的原形,其体系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依赖和服从的原则上,像孩子对父母、年轻人对年老人等。这些原则一直保存在孔子的著作中,包含在庄严的仪式和平常的礼仪中。可能正是孔子学说的这个特征,使得中国过去几千年和今天的所有朝代都很欣赏他。这些原则和方式很早即被灌输到青年人的头脑中,形成他们的道德观。这些原则的阐明和加强是那些渴望当官或做政治家的儒生们的事。在极大的程度上,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则对国家思想和道德产生的影响,才使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在中华帝国的每个县,都有一座庙来奉祭孔子。皇帝、王公、贵族和读书人都向他礼拜——给他一种无神论的崇拜。因为孔子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任何神、天使和神灵,所以对他的礼拜不能称为宗教性礼拜。”“孔子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他的箴言被历朝帝王奉为‘万世真理’,公正、仁慈、社会秩序,这三个术语几乎能理解他的全部教诲。”一方面,《华英字典》的问世代表着当时最高水平的汉文和外文双解词典,“是所有其他欧洲学者难以与之比拟的”——这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Mons Remusat)的评价,他说:“马礼逊博士的《华英字典》与其他字典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另一方面,它使中西文化交流更为便捷和直接,中西学者和其他相关人士可以通过《华英字典》来展开中西文化诠释及理解,在这种中英语言、字义的对比、对照中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除了编辑出版这一具有三部六卷、篇幅近五千页的《华英字典》巨著之外,马礼逊出版的中文著作还包括《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广州1811年)、《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广州1812年)、《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1815)、《养心神诗》(1818)、《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马六甲1818年)、《神天道碎集传》(马六甲1818年)、《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古圣奉神天启示示道家训》(马六甲1823年)、《杂文编》(澳门1833年)、《祈祷文读神诗》(澳门1833年)等。由此,他以汉语撰写西方宗教、神学、灵修、历史、语言、文学、地理等著作的方式,在晚清时期重启了“西学东渐”之业,使因“中国礼仪之争”而中止的明末清初由天主教耶稣会士引领的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得以延续。

  当然,马礼逊所“东渐”的“西学”以基督教信仰及相关历史、神学、礼仪知识为主。作为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将传播基督教视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因此,在用汉语撰写上述神学、教义、祈祷、礼仪、灵修等著作上,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旨在让中国人能很快理解基督教知识,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与此同时,他也以汉语著述介绍了相关的世界知识,为中国人观看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门;这就使他引入的“西学”显然已超出了基督教信仰范围。例如,他用汉语撰写了古代犹太国的历史文化,描述了他游历世界各地的见闻,这客观上也让当时处于封闭状况中的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眼界,对外来文化有所了解。从这一意义上讲,马礼逊为西学传人近代中国开了先河。

  另外,马礼逊撰写和出版中文著作之举,对西方尤其是当时欧洲的学者亦颇有启迪意义。这种由外国人用中文著书立说的方式,明显促进了西方汉学的深层次发展,使其有了成熟腾飞的双翼。在学习语言的听、说、读、写中,能用相关语言来写作应是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为此,与马礼逊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蒙士奇博士在评价马礼逊的这一贡献时曾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过去10年所出版的多种中文书籍,要比过去100年来印行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文章,

  对欧洲的学者们要有用得多。”马礼逊用汉语介绍“西学”知识,一方面旨在其“传播”的“西学”容易被中国人所“吸纳”,由此使其“传播”得到积极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促使“传播者”本身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处境中有一种“融入”和“重构”的转换。所以说,马礼逊撰写中文著作,实际上反映出“西学东渐”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交融互渗,代表着走向积极的双向互动之意向。

  

  马礼逊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低谷时期不仅致力于“西学东渐”,而且还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方社会尤其是其知识界和宗教界。他用英文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中华之最》(HO-RAE SINICAE,London,1812)、《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0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1815)、《中文原本翻译注解》(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Canton,1815)、《中国语言对话》(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Macao,1816)、《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Macao,1817)、《两部将编汉语字典之间的相似》(Urh-Chih-Tsze-Se-Yin-Pe-Keaou,being A Parallel Drawn Between the Two Intended Chinese Dictionaries,London,1817)、《米怜牧师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D.D.,Malacca,1822)、《关于中国和广州港口的消息》(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Port of Canton,Malacca,1823)、《中国,供学校应用的对话》(China,a dialogue for the use 0f Schools,London,1824)、《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London,1825)、《临别演讲录》(A Parting Memorial,London,1826)、《广东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Macao,1828)等。其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思想、宗教等知识,从而再行始于明清的“中学西传”之努力,好让西方更多地了解、认知中国。

  这种“中学西传”实质上代表着西方“汉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些英文著述中,马礼逊强调了学习中文的重要意义。对于当时英语世界所存在的中国文化知识匮乏的现象,马礼逊非常担心和着急。他在1818年底写给英国友人的信中指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活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文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在使用它。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的教派里和党派里,在宗教界和学术界里,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竟然完全茫然无知,这是何等的荒谬啊!是否应该有一部分人,抽出时间来学习中国语文呢?因为这是东方五个国家所共同使用的文字,有数以万计的原著都是用中文写的和出版的。”在他看来,学习中文首先是为了实际应用,以这一语言工具来直接接触并深入中国文化之内,体悟到中国语言文化的意义和优美。不过,要真正了解、掌握中国的语言真谛,则需要广泛的中国文化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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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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