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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时间与极权主义

更新时间:2010-09-06 10:22:35
作者: 狄马 (进入专栏)  

  

  一

  

  我自认为我是个顽梗的人,外在的生活很难改变我,但今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自己怀疑起来:春节回老家过年,闲极无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纸牌。玩了几天,竟上了瘾,晚上做梦,尽梦见手中拿着好牌,将别人赢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欢呼声中醒来。醒来后,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因为我平时是极厌恶打牌的,不仅自己从不打,看见亲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几天,竟在梦中也疯玩起来,可见人的精神、意识是很容易改变的。只要把一个人的生活封闭起来,然后只允许他按一种程式生活,那么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变得单一起来。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大君王或“伟大领袖”起来,自诩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导师”,他规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种娱乐方式、一种生活形态,包括吃饭、睡觉、拉屎、拉尿都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姿势,甚至做爱都要求达到“国标”,“国标”以外的都不算,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而且会控制我们的梦想。到那时,我们不仅会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而且会梦着同样的梦。这梦因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称它为“国有化的梦”或“全民所有制的梦”。

  前两年有人讨论胡适和鲁迅谁更伟大,有的说是胡适,有的说是鲁迅。胡适是侧重于制度建设的,鲁迅是侧重于国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认为,没有一种劣根性单属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实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国民性,首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好坏;挺鲁的人则认为,制度是由人设计的,人不变,尤其是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坏。二者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谁也说服不了谁。单一的制度,必然产生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又只能制造出单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有一个笑话是讲蒋委员长的,说在古都西安的城墙根下,有两个老汉在展望未来。一个说,我如果当上委员长的话,每天油把辣子泼得红红的,粘在面里,顿顿都咥饱;另一个说,你看你个没出息的!我如果当上委员长的话,全村的粪,我一个人全包了,谁也不让拾!现在我们推想一下:假如前一个老汉上台,问题不大,顶多是个贪图享乐的土皇上;可假如让后一个老汉上台,那还是要搞独裁,比蒋委员长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只能产生那样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样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生活决定的。

  

  二

  

  幸好这样的生活不是天宝遗事,三十年前的生活状态总还不至于忘记吧?那时,城市和农村被一项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编户”制度隔离开来。农民被严格地限制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须开出行政当局的介绍信,否则,饭店不能进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将其当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喝多少油,穿多少条裤子,都是严格地由计划当局发放的“粮票”、“油票”、“布票”决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个头决定的。我在农村,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农民一天的生活:拂晓时分,这些被严格组织起来的农民,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队长”驱赶,来到一块据说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去服无尽的劳役。劳动的间隙,这些“国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许休息,他们必须放开嗓门背诵“语录”。直到黑夜完全降临,他们才回到各自的屋里,开始一天的休息。

  城市人的境况相对这些挣扎在土地上的“社员”来说,当然要好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已。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在机关当差的公务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一生,从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连死后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在这种无微不至的“规定”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公共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无尽吞噬。那时,几乎所有的厂矿企业、政府机关都流行一种说法叫“业余活动安排”,仿佛不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即使在“业余”也无法“活动”。或者换一种理解,只有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才敢在“业余”“活动”,否则,就可能像太平天国一样把老百姓自己过的年叫“私过妖年”,论罪当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权力部门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事无巨细,连发放避孕套这样的琐屑也烦劳领袖亲自过问。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上专门指示各级党政机构:“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群众不好意思去拿。”

  历史就这样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个性与故事。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历史的背后,他们的幸与不幸无人问津。没有一支笔肯记录他们的悲欢离合,没有一首歌肯抚慰他们的深沉黑暗。御用文人笔下的历史成了各个周年纪念和代表大会的周而复始,成了权力和它的各级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视基地。人民,这个没有长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词”,只是作为群众演员被抽调来举拳头、喊口号的,类似于电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枪撂倒再没有出现,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当然,对一个极其自负的权力系统来说,仅仅控制人们的当下生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知道,人类除了要吃饭、会思想外,还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有记忆,记忆能使人们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从那些推动过人类文明前行的伟人那里,人们可以聆听到智慧的声音,从而对当下的生活作出判断。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推倒以往历史上一切能够站得住脚的伟大学说,否则,人们就会利用记忆和当下比较。于是,他们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侮之为“封”,把西方人数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蔑之为“资”,把俄罗斯一切贤哲明达创造的不朽经典斥之为“修”——你数数看,自有文字以来,我们能够学习和继承的还剩什么?

  当生活失去记忆以后,时间就变得没有了刻度。在这样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一样,春夏秋冬除了气温不一样外,其余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换。人们见了面,除了问“你吃了没?”再不敢传递别的信息。因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个性化叙述都可以被当作罪证移交当局。爱好写日记的人们,除了记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后的大小便,别无可记。私人的空间被强制拆迁,时间完全被“国有化”了。

  

  三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挡住这种历史的虚无,他们顽强地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监狱、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们改变。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出生于神职人员家庭,对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了当时苏联最好的杂志《红色处女地》,左琴科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不幸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当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于对神父儿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剧总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喜欢卖弄博学,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是所有独裁者都爱玩的把戏,但伏伦斯基拒绝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可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对这个国家的主人——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伏伦斯基只要低低头,就能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待遇,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厉声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又重新返回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斯大林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毫无效验。最后一次是,伏伦斯基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态,以证明自己终于征服了这个人。“见鬼去吧,神父”,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当时世界上最横的强权?我认为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最顽固的记忆,它能使一个人从高处获得权力,而这个权力胜过地上的一切,因为颁授它的是来自苍穹之上的上帝。中国人没这么幸运,他们自小生活在一个宗教观念极淡薄的国家,因而他们对抗世俗强权的主要力量还得来自地上,只是当传统的忠孝节义解决不了问题时,仁人志士们就会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来的档案资料显示,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仍然不乏一些抗世独立的骨鲠之士。顾准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传记作家告诉我们,这个红色政权的财税要员,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个性原因和拒绝执行野蛮的财税政策被两次打入另册,却不思悔改,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县,实行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妻子离异,子女因怕受牵连,相继签写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见,但这个孤独的思想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将对世界、对亲人的爱雪藏起来,终日蛰居斗室,以冷馒头果腹,写下了日后令知识界、思想界汗颜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本大著,从而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堕落挽回了些许尊严。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不管是因为目光短浅还是贪图享乐,总是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安乐,去寻找一种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无谓的烦恼,就像在太平盛世,人们不愿意放弃优渥的工作,而选择一项看不见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业一样,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要看在什么时代。在丰衣足食的“中兴之世”,“肉体感受”当然不错,可一旦遇上饥荒、暴乱、人民没有任何自由的极权时代,“肉体感受”就不是什么好滋味。这时,极权者除了开动杀人机器,实行监禁、杀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正常感受,实行乾坤大转移。

  极权者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感受有两种办法:一是忆苦思甜;二是展望未来,前者要把人们硬拉回过去,后者要把人们强推到未来。前者认为,通过宣教部门的有组织宣传,人们会在今昔对比中忘记饥饿,忘记寒冷,忘记奴役之苦;后者认为,通过人为努力,历史会按照自己的设计,奔向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贫穷和犯罪的天堂,人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按照自己的需要拿东西。就这样,人悄悄完成了对时间的“挪移”,也可以说是“预支”,而“预支时间”原本是上帝的事情。

  当然,时代不同了,权力者利用时间的手法也变了。现在,紧握权柄的人懂得了只有毛皮长长了才能打死熊罴的道理,因而时间主要用来安慰失意者,麻痹异议者,糊弄外国旅游者,功能上相当于一个抚慰器,主治心浮气躁、肝火旺盛导致的易怒、失眠和气血上升。他们说,你想想吧,我们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过的什么日子?潜台词是,不要急,万事都有定数,只要你乖乖的,肯定会有好果子吃。到时候,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

  其实,时间是个客观的容器,关键看你往里边填什么。是用它来建设,还是用它来破坏?它本身没有亲疏,没有善恶,无始无终地游走在永恒的宇宙之流里。没有亲疏是说它无所偏爱。一段时间,比如,此时此刻的“某分”、“某秒”,不管你躺着还是站着,睡着还是醉着,它总是要过的,不会因你幸福而延长,也不会因你悲伤而驻足。民谚说的“时间不等人”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善恶,就是说好人可以利用它,坏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时候坏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还高。因而,马丁·路德·金说:“人类的进步绝非在必然的车轮上滚动,这种进步的实现,要通过愿意做上帝仆人的人们不倦的努力,苟无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只会帮了社会停滞势力的忙”,结论是“做正当的事情时机永远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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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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