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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

更新时间:2010-09-04 12:56:34
作者: 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  

  

  摘要:伴随着制度变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带来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引发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结构紧张”产生的张力所致,“失范”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问题。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检验结构紧张与失范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与分化确实导致了失范感受的产生。诸如个体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等负面感受,很大程度正是缘于客观的结构分化快于制度整合而引起的失衡与紧张。

  关键词:制度变迁;结构紧张;失范

  作者: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上海高校社会学E2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732);魏钦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实习研究员(北京100732);张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102)。

  

  一个社会的变迁,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这个过程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有些是属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隶属关系之间的不协调,有些则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满与摩擦。这样一种状况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表述,即是“结构紧张”(structuralstrain)。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变迁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急剧的社会变迁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不同利益主体对发展与变迁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共资源分享的诉求日益强烈;利益冲突有时变得更加尖锐,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利益的实现有时也变得更加极端,利益的综合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结构紧张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同时又是“冲突与混乱”的根源。

  2007年,厦门海沧的PX项目由于可能危及厦门市民的环境安全,厦门市民以各种方式发起了一场持续6个月的抵制运动,最后厦门市政府通过充满智慧的回应与引导,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宣布PX项目迁建,从而较好地成就了双方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相比而言,近来发生的“瓮安事件”,虽然只是一起普通的溺水案件,却因为死者家属对案件结论不满而引发一场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和公共危机,这种怨恨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原因。可以看出,在分析制度变迁如何导致结构紧张时,“分化”(differentiation )与“整合”(integration )这两个社会学的传统分析概念仍具有理论意义。首先,社会变迁是社会利益结构和心态不断分化的结果,但社会分化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解组。社会解组是指由于丧失了社会连接纽带,社会整体的原子化过程,它是与社会团结相对的,其强调更多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调整和控制作用的式微。有学者指出,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即结构要素类别的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

  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而制度变迁,正是在整合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行进的,一旦制度整合的速度滞后于结构分化的速度,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与失衡。在社会现象层面,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和速度大大加深和加快,但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恰恰是这种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原因之一。本文力图从失范的构成及其效果的角度深入分析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状态,并指出其得以形成的具体逻辑。

  

  一、“结构紧张”:原因和结果

  

  就既有的社会学研究而言,“结构紧张”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描述概念。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努力赋予其一种实质性的理论涵义和经验涵义。比如,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出发,通过对“五普”数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一特殊的结构比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加令人担心,极容易产生“结构紧张”。有些学者则认为,特别是在市场发育和资本侵夺越来越强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分层结构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阶级特征;在“世界工厂”逻辑下,中国全面参与了全球化资本市场,这种参与同时也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参与,阶级结构和阶级话语的重建,而这些过程与结果正是广泛造成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根源。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研究,也提供了有关结构紧张的不同解释策略。贝克的基本观点认为,晚期现代社会的发育,已经使自然和传统的诸因素彻底终结,现代的全球化使得风险成为一种文明形式,现代社会处于两难之中:人们必须预见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预见的风险,控制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控制的危机。因此,结构紧张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的提出以及全球公共危机的出现,使得危机理论成为解释和解决结构紧张的重要理论基础。罗森塔尔则认为,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时间压力(time p ressure)才是公共危机的根本特征,因此,“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由此可以看出,风险社会及危机理论着重从总体社会控制的角度来处理结构紧张问题,认为紧张不是由社会结构断裂和失衡造成的,而是理性化的社会总体机制极端发展的必然效果。

  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具体现实出发,结构紧张越来越表现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一是急剧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的结构矛盾,二是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直接衍生出晚期现代性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结构矛盾。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机制研究甚多,但对制度变迁导致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探讨得却不够;有关结构紧张的研究多落在客观性的结构因素本身上,既缺少对主观感受层面上的分析,也缺少将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结构紧张与社会结构的实际配置结合起来所做的交互分析和解释。事实上,目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归结为“结构紧张”所产生的张力,而构成“结构紧张”的因素极其复杂,既有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张力,也有社会心态引起的弥散性不满,还有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共同作用的因素,从而引发了群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失范”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有关社会结构紧张的奠基性讨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完成的。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因此,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默顿的假设是: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在共同构建行动步骤的过程中,两者并不一定会发生持续稳定的联系,文化对特定目标的确定与其对制度化手段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同构过程,前者往往会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异常行为(aberrantbehavior)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

  当然,任何社会都不会缺少制约行为的规范,但能够与文化价值等级中的目标相匹配的社会控制因素却在控制程度上有所不同。文化常常会使个体情感化的信念汇聚起来,凝固在那些已经得到文化确认的目标上,而对于那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必须受到制度规定的方法而言,这种情感就显得微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技术上显得最有效、最便利的程序或步骤,就会不顾文化系统的合法因素,直接演化为只受制度规定的行为。如果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下去,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紊乱状态,这即是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现象,即社会由此产生了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和去制度化(deinstit utionalization )两种倾向。

  后来的学者将“结构紧张”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来。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 model )包含了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两个必要因素,并且认为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集体行为发生的起始条件。他认为,在结构紧张状态下人们会产生剥夺感或压迫感。虽然斯梅尔塞过多地强调一般化信念在集体行动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深化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可以看出,无论是默顿对个体“失范”的论述还是斯梅尔塞对“集体行为”的分析,都是从结构性原因入手,更准确地说是以“结构紧张”为切入点。

  不过,无论是默顿还是斯梅尔塞,都是基于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具体经验来理解结构紧张的实际内涵的,因为在一个结构性相对稳定和明晰的社会中,社会行动可参照的意义框架既稳定又有限,社会成员所属族群、社区、职业或角色规制较为清晰,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内涵也比较容易确定,而即便两者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张力,其可分析的矛盾架构也较为明确。然而,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用来构建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因素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在理解性的主观意义框架中,已经注入了因社会比较和社会传染而形成的复杂心理机制,而不再以一个纯粹个体化的形态来组建自己的行动目标。近年来一些因极小的日常矛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各种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紧张,已经不局限于个体、小群体或专业群体的范围,而是综合了社会不同层面的因素,其传染性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相当大的范围。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结构紧张就不简单地表现为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毋宁说,其文化目标本身就是复合性的,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中,甚至已经夹杂着一些张力因素。同样,其制度手段的获得,也融合着各种结构配置所提供的各种体制内外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成分,亦是一种复合性的结构形态。

  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因此,总体而言,正是社会与制度的变迁造成了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等结构的失衡与紧张。这种结构性的紧张,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组织、角色、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来。社会与制度变迁的无数案例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与制度变迁愈剧烈,这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组合就越复杂,其关系就可能变得愈紧张。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这个变迁的行动者,比如政府,如果在协调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愈充分,就会比较充分地调整这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使社会矛盾趋于和缓,并逐步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形成平衡;反之,这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我们知道,“失范”概念在社会学中已属老生常谈,自从“失范”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以来,就带有了浓重的“反常色彩”,无论是经典社会学理论,还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当代社会理论,都通常把失范当做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处理。本文之所以从失范这一表面看来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检视制度变迁下的结构紧张,首先是因为,失范不仅表现在个体层面,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共性特征,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变迁确实在结构层面上带来了冲突和混乱,这样的冲突既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因此,我们不能逃避而是要正视之;其次,失范现象是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相伴的,正是在失范不断被常规化的过程中,制度变迁才显现出其合理性,结构紧张得到缓解,从这个层面来说,作为制度变迁阻力的失范反倒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预设的角度,在客观上将失范理解为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所出现的混乱,理解为多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行为中所造成的摩擦,但社会行动者在主观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失范意识或感受,往往缺少明确的指涉对象可供研究者去追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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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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