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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

更新时间:2010-09-04 12:56:34
作者: 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  

  大多时候,失范状态的表现只是一种很难从逻辑上说清楚的感受而已,如无所适从、混乱、迷茫、疏离、冷漠、颓废等状态。因此如何将这种真实存在却难以名状的感受通过经验调查和数据变量反映出来,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在理论预设和可操作的基础上将“失范”(anomie)状态操作化为“失范”(anomia)、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地位不一致四个潜变量(latent variables)。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个体层面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地位不一致感受虽然可能是个人的心理气质或性格使然,但是在整体层面上却更多地是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相关联。失范状态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出于某些个体因素,而是体现在社会整体层面。下文将对上述变量的操作化和可行性检验进行详细的描述。

  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量的局限,本文的研究不准备做任何总体性的推论,只是在本次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基础上对我们的理论预设做验证。虽然本文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可以为我们理解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以及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做一个初步探索,这无疑会大有益处。

  …………

  

  四、总结与讨论

  

  “结构紧张”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状态,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时下大量涌现的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结构紧张”是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张力与脱节。文章尝试从失范的视角切入,通过调查数据检验结构的两个维度(关系结构和分配结构)、六个方面(社会地位结构、单位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结构和教育水平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受访者的失范感受。

  首先,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失范量表以外,其他的三个量表,即不满意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和地位不一致量表与受访者主观认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U 型的相关关系。就受访者总体来说,处于低社会地位与高社会地位的受访者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失范感受,相比较而言,处于中间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失范感受没有上述两个社会群体那么强烈。这个结果起码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和差异程度越深,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人们的失范感受可能会变得愈加强烈。如果将“失范”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那么社会地位结构的紧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上述状况是否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结构,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有学者分析指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保守性、激进性、依附性)不能一概论之,要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即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和秩序化程度来进行分析。而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中间阶层,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许多职业群体构成的,这些群体之间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往往并不具有同质性,群体之间缺乏整合的机制,因此社会对中间阶层的期望,诸如示范社会道德规范、缓和阶层冲突、维持政治秩序与稳定等,可能会在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中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变迁的过程,中间阶层群体也是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强大的,中间阶层作为改革的获益者,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政治制度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为了自身利益的延续,可能不会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至少要比二元的社会结构稳定。

  第二,人们所处的不同单位类型与失范、地位不一致的主观感受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单位成员在这两个层面的感受明显弱于非单位成员。如果说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变化,使得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单位成员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犯,那么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则反映出,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安于现状,至少在失范感受和地位不一致性层面上如此。假设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任何社会成员的同等努力都应该从社会中得到同等回报,但事实上由于“单位”的社会分割效应等原因,使得个人同水平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单位作为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形式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单位成员的主观感受也是不同于非单位成员的。虽然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展了企业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活动的空间,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依附性有所减弱,但这些变化大多是局部性和非根本性的,单位组织仍然强大并保持着它们的基本特征,国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权力的授予进行分配,从而使各种单位依附于政府,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中国的单位不仅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福利,而且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力(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组织结构间的紧张造成了所属成员的主观感受差异,制度安排的倾向性并没有因市场化的推进而发生骤变。

  第三,角色紧张与失范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角色紧张程度愈强烈的个体,其失范感受越强。社会结构的分化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多元化的角色结构正是源于社会结构要素的不断分化。但是,当下社会,角色多元化的同时,却没有在社会层面树立起个体成员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社会变迁的效果,使现代自由及其连带出来的欲望无限扩张,而社会控制的基础,即集体意识却逐渐瓦解掉了,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凝聚力,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个体的失范感受部分原因在于角色之间乏于调和、角色要求不能满足、角色意识出现混乱,这种角色紧张导致的失范感受正是结构紧张在个体层面的微观体现,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角色结构紧张。

  第四,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越低,其失范感受越强烈。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资源的重要性会有所偏重,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的过程。改革前,政治资源是所有资源的核心,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的地位逐步上升,魏昂德在“市场转型论”中认为,市场转型的过程使得“政治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升值。而有学者在分析中国转型期总体性精英形成的机制时,提出了总体性资本的概念,认为总体性精英形成的重要环节得益于“资本转换”,“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在社会上产生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联盟,从而绝对化地占有着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非精英者或者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也体现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间的方向一致,不排除重复加强效应。这种完全失衡的利益格局也是结构紧张的一种体现,正是权力结构、收入结构与教育结构的失衡与紧张使得不同个体的失范感受有所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问题产生于不同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失衡和紧张、维持结构的分配功能失调与不公。而失范效应只不过是“结构紧张”引致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思考结构紧张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时,制度变迁主导者的作用及意义需要强调。“结构紧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结构只是在紧张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如前文所述,如果主导者在制度安排的力度与方向上得当,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充分,能够因势利导,那么结构紧张就会趋于和缓,社会结构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就会平衡与稳定。反之,不公正、不规范、欠于谋划的制度政策会使得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加剧,社会问题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始终贯穿着稳定和发展的交互主题,这一变迁虽迅速却不激烈,依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节奏,因此,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自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剧烈动荡和系统风险却时刻提醒我们,无论系统风险是由外生性的体制影响所造成的,还是由内生性的体制矛盾造成的,它对社会底层或中产阶层的失范或紧张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本文所分析的六种结构要素要来得猛烈得多,所产生的总体社会的结构紧张程度要强烈得多。因此,若要始终维护稳定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我们就必须摸清在各种结构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为社会解压,求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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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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