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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华:海德格尔前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诠释

——《回到源初的生存现象》导论

更新时间:2010-08-30 11:15:29
作者: 朱清华  

  

  亚里士多德对海德格尔思想尤其是前期思想的影响现在看来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而在15年乃至10年前,由于海德格尔前期相关的讲课记录、论著等尚未发表,这却是有疑问的。即使是现在人们从一些资料中获知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视,但海德格尔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真正的关系却还是不清楚。从海德格尔的一些文本来看,似乎海德格尔是极其强烈地反对亚里士多德和他影响下的中世纪、近现代哲学思潮。[1]即使是在《存在与时间》这部海德格尔前期最重要的著作中,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语词、段落也随处可见。[2]这就使人们形成一种印象,海德格尔是反亚里士多德的。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最近一些年发表的海德格尔前期讲课记录和论文,人们的这种观念就会大大的动摇。

  在1920年代,尤其是《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的几年,海德格尔开设了大量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课程,自1921年到1927年几乎没有间断。[3]其中1921年至1923年,海德格尔连续讲授《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的课程;1924年夏季学期的《亚里士多德基本的哲学概念》和1924-1925年冬季学期在《柏拉图的<智者篇>》的讲授中,专门详细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925-1926年冬季学期关于哲学逻辑学的课程,1926年夏季学期的课程《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以及1927年的《现象学的基本概念》这些课程中都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些课程影响极广,吸引了全德国的学生,使海德格尔成为德国哲学界的“无冕之王”。[4]海德格尔申请编外教授(professor extraodinarius)职位的论文也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5]在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期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的思考也逐渐成熟起来,《存在与时间》中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基本术语和概念逐渐定型。[6]显然海德格尔在研究亚里士多德过程中,受到了某些启发。他前期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和他集中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在时间上相互重合,都是集中在1919年之后和1927年以前这一段时间,甚至由此就可以肯定,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和他的亚里士多德研究有决定性的关系。在海德格尔“转向”以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比前期相对减少,这从他开设的课程和他出版的作品上可以一目了然。但是,他仍然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7]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诠释。他的讲课记录以及发表的著作中,涉及亚里士多德之处更不可胜数。

  从总体上来说,亚里士多德思想一直伴随着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亚里士多德是海德格尔自始至终的对话者,这种对话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前期尤其紧张、集中,尤其专注。虽然海德格尔早年接触到多方面的思想潮流,并受到它们的影响,不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对话者对他却是罕有的。在海德格尔早年接触到的思想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形式指引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方法有直接的影响。[8]狄尔泰的生活哲学和诠释学也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萌芽期滋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烦、畏、死等哲学思想被吸收到《存在与时间》中,成为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基本内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路德也一度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焦点,拉斯克(Lask)[9]以及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思想也对海德格尔产生过影响。这些思想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或多或少地都起到了激发和推动作用。不过,思考这些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同意并接受他们某一方面的思想内容或者方法是一回事,真正开始自己的思想之路,使各种思想和观念在自己的思想中活起来,是另一回事。所以,海德格尔很多概念和思路以及研究方法来自其他哲学家,这是极其正常的,甚至,这对任何真正的思想者都是必须的。比如,对“良知”、“源始的时间性”的强调都不是海德格尔的独创,这些概念都有很深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渊源,而恰恰是在他自己的思想中,通过他的全新的解释,这些概念才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海德格尔十分得力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不过他并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家。虽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启发他去揭示源始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并不在胡塞尔提示出来的意识和意识性对象中,而在亚里士多德揭示出来的生存现象中。[10]对他前期思想走向成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当说是亚里士多德。从个人的经历方面来说,海德格尔起先立志要做的是神学,不过,种种原因使他转向了哲学。而他真正进入学术领域开始自己的思想,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他获得编外教授职位,也是靠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的论文而受到当时的德国哲学界权威、马堡学派第二代领袖那托普赏识。按照Theodore Kisiel的说法,海德格尔的成名之作《存在与时间》也是对亚里士多德诠释的结果。[11]海德格尔在前期对亚里士多德高度推崇,这给了他的学生伽达默尔(Gadamer)等以强烈的印象。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以强烈的感情召唤希腊哲学”,正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传统的思想文化才具有了生命力。伽达默尔甚至说青年海德格尔是“亚里士多德再生。” [12]伽达默尔一语道出亚里士多德思想和海德格尔的重要关系:了解亚里士多德是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前提” [13]。因此,阐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联系不仅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解答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对理解海德格尔思想本身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如此重视?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挫败和失落感所笼罩,德国思想界的思想家纷纷对传统哲学本身进行反思。海德格尔就是在这种对传统哲学自身的怀疑和反思中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如果考虑到当时德国哲学界以新康德主义思想为正统,德国大学八成以上的哲学教职为新康德主义者所占据的情况。

  根据海德格尔的自述,[14]自他早年接触布伦塔诺(Brentano)的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15]就对存在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对哲学的这个根本问题,他认为,近现代哲学的思考并不令人满意,它们甚至把存在的意义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不加讨论。而这个被当成自明的存在的概念,是一种以近代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对立的实体为根据的存在观念。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理解的偏差,原因首先在于没有对人的存在做出恰当的描述。必须将人的存在问题作为理解存在自身的入口。在他前期的研究中,他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生存的实际性有源始的描述,同时,他的存在概念也来自人的生存活动。所以,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才能对存在问题有真实的理解。

  

  一.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的批判

  

  促使年轻的海德格尔对哲学自身和被视为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问题进行反思的动因,首先是因为他对所处时代的哲学研究现状极其不满。他明确地反对当时的学院派主流哲学新康德主义。[16]他认为他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就是错误的,哲学并不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是某种价值观或世界观。而哲学自身是什么,是一个值得一再追问的问题。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来的on he on-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意义的问题,易言之,就是存在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第一哲学是研究on he on的科学(Met.1003a20,1003b20)。海德格尔认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的错失造成了近现代以来哲学遭遇的无法逾越的困难。这些困难困扰着哲学,使之举步惟艰。传统形而上学自近代以来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17]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不言自明、因而不加追问的存在概念是造成问题的最终原因。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以上帝为存在的最终源泉。上帝是整个形而上学,即整个存在论的首要对象。在托马斯学派中,存在者的本质(essentia)和存在(existentia)是分离的,事物的现实存在(existentia)是由上帝赋予的。因为现实的存在者来自神,对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解必然最终追溯到神。但是当上帝创世观受到挑战时,关于存在的概念就要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其实是承袭西方哲学传统的存在或者实在问题而来的,古代的本质(essence)概念和作为essence的morphe(形式), eidos(forma,型相), to ti en einai(已经是,即essence), genos(种), phusis(自然), horos(界限), horismos(definitio定义), ousia(essentia,本质,实体)[18]等,都是为了定义事物的实在或者存在。近代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传统的存在概念被改头换面继续在哲学研究中作为探讨问题的根据。尤其是在划分出思维和广延(res cogitans and res extensa)两种存在实体后,认识论成了哲学的主导问题。在这种划分模式中,人作为主体是一种精神实体,和主体平行的是作为客体的具有广延的物体。人通过感观可以得到冷热软硬等感受,但是感观感受具有非常明显的不确定性,很难当作作为客体事物的本质。所以,广延这种可以用数学方法精确计量的性质就被当成了客体的根本实在。笛卡尔在这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他说,“物体的本性,不在于重量、硬度、颜色等,而在于广袤。重量、颜色以及别的性质纵然都排除于物质之外,而物质仍然是完整无缺的。可见物体的本性不依靠这些。”[19]他提出,有一种属性就有一个实体为依托。广袤所依托的是物质实体,与之相对,思想这种属性依托的是心灵实体。这样,在上帝之外,就有两种实体存在:能思维的心灵和物体。前者是主体,而后者就是客体。但是,主体和客体这两种实体的二元对立又制造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主体如何能够认识外在于自己的客体。主体和客体的分立使人的认识的可靠性成为问题,甚至人之外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也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近现代的哲学家,他们试图转向主体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针对近现代哲学面临的这个基本难题,海德格尔认为,要解决存在,或者传统所谓的实在、本质问题,回到人自身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从向此在自身的回归这一点来说,笛卡儿“无疑有一种真实的哲学探讨的冲动”[20]。笛卡儿的铭言“我思故我在”,显然有将存在建立在“思”-主体上的倾向。但是,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儿的努力并不成功,由这种主客二分引起的困难并不比本质实在问题小。康德做了一次更加彻底的转向,把问题完全指向主体,试图把客体消融于主体之中。康德的“我”(ego)则是一个对自己的谓词已有认识的主词(subjectum)。在康德看来[21],把“我”作为一种灵魂实体是错误的,“我”是一种纯意识,“我思是统觉的形式,这形式附于一切经验并先行于一切经验。”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我思”就是一切表象的东西和表象活动通过“我”得以维系起来,“我”是一切联系的基础,是表象活动的形式结构,它使一切被表象的东西成其所是。“我”是一个“逻辑主体”。但这个伴随一切表象活动的“我”仍旧是一种“主体”或者实体。[22]我虽然伴随一切表象活动,但表象只是外在地依附于主体,这个“我”势必“又被推回到一个绝缘的主体,以在存在论上全无规定的方式伴随着种种表象。” [23]那托普以意识关系(conscioushood)来沟通主客体,里凯尔特(Rickert)则提出主客体的相互依存。海德格尔认为,他们这些概念其实仍然是在笛卡儿的主客二分的视域之内的,这些解决方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阻碍了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

  

  二.传统的存在观念不足以解释人的存在

  

  海德格尔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基础上理解哲学,这意味着如何重新理解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问题。哲学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问题(on he on,Seiende als solche),这是自古以来哲学探索的基本课题。海德格尔认为,思考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首先需要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关于人自身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是通达这个根本问题的门径。海德格尔自称对存在问题的思考是他哲学研究的开始,[24]也是他哲学研究的唯一问题。但是,对一种存在者的存在,即人的存在的思考却始终贯串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中,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前期,这甚至是最中心的问题。海德格尔在早期的讲座中,对哲学和哲学的任务进行了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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