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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章: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

更新时间:2010-08-30 09:29:10
作者: 王小章  

  

  内容提要 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要有效地应付各种社会风险;现代性方案下展开的现代社会工程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消除风险,但这种努力却产生了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这种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的累积是今日之风险的主要来源;风险社会之风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本身的产物,风险已经全球化,风险的承受和应对主体已经个体化;与这些特点相应,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在方略上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援用并坚持“辅助原则”,在坚持个体本位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激活积极公民权。

  

  关键词 现代社会工程 风险 社会建设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建设被提到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从正面说,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无疑是要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而从反面来看——同时也考诸于现代社会“社会建设”发展的历史——则可以说,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要有效地应付各种社会风险,不论这些风险的承受主体是社会还是个人。而由于在不同的时代,风险的成因、类型、性质、表现形态以及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各不相同,因此,社会建设的方略取向也相应地必须随时代的变迁而调整。

  

  一、现代性方案与“现代社会工程”

  

  如果说,风险源于不确定性,并且其基本特性就是不确定性,那么可以说,现代性方案所包含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应对风险。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作为自觉的“规划”或“方案”,在18世纪首次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聚焦点。当然,我们可以说,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诸领域中的现代性起源或发端,可以追溯到更早,但启蒙思想家们将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自觉化、系统化了。“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①换言之,包含在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所表达的,是一种以对人类理性力量之绝对信仰为核心,以对历史之全面的、无限的、必然的“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寄托着对于自由、富裕、幸福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和憧憬的价值理想。“现代精神的梦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②而这种“完美社会”之理想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就是对完善的、确定的、普遍的、合乎理性的人为秩序的设计和追求:“现代性在这种秩序的征兆中诞生——秩序在这里被视为一项任务,一种同理性设计、紧密监视和首先是严格管理有关的事物。……现代性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这种意图把公认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们努力实现那一目的。”?③从应对、克服风险的角度来说,显而易见,“现代性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人为设计和建构的普遍理性秩序,来消除模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确立简单易控的清晰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而步入现代时期以来的各种试图改善人类状况、试图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之梦想”的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正是在这种现代精神的鼓舞推动下展开的。?④至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其任务就是要以精确、可靠的经验研究成果,来服务于这种社会工程。

  从历史上看,这种现代社会工程滥觞于法国大革命。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趣;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⑤不过,法国大革命仅仅是现代社会工程的发端。尽管托克维尔在此称法国大革命为一种极端“骇人的景象”,认为,那种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对如此复杂、如此古老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的观念,将带来的是一场“最为危险的革命”,?⑥但是,在现代性价值理想的牵引下,在力图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之现代梦想和精神的鼓舞下,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以同样的建构理性逻辑来展开和实施的各种现代社会工程遍及了世界各国。在斯科特、鲍曼这些学者看来,这些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或项目包括科学林业、清晰而简单化的农业、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巴西利亚式的规划城市、苏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规划、集体农庄、乌贾玛村庄(坦桑尼亚)、对异文化的同化政策和实践、乃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等等。?⑦而所有这些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或项目(及其灾难性结果),斯科特认为,都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一是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对社会和环境的简单化、清晰化处置和重塑;二是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即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三是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四是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力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⑧所有这四个因素的结合,实际上就构成了鲍曼所说的现代“造园国家”:

  在整个现代时期,哲学家的立法理性(the legislative reason)与国家(states)的过于物性的实践非常合拍。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整治性、传教性和劝诱性势力而诞生的。这一势力决意要使被统治的全体民众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以使他们得到改造从而进入有序的社会(近似于理性戒律)。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是现代国家公然的终极因。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设计。这种被假定为由至高无上且毋容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为评价当今现实提供了标准。⑨

  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社会工程,正是现代“造园国家”之造园姿态的体现。

  

  二、现代社会工程和风险社会

  

  就内涵和外延而言,现代社会工程和我们今日此处所说的社会建设不尽相同,前者所涉及的领域比后者要广泛得多,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方面。但是,就应对风险这一目标而言,两者显然具有共通性;而在“造园国家”之“造园姿态”下展开的各种现代社会工程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则不仅可以使今日之社会建设直接从中获得启示,更与今日之社会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风险社会”之风险形态密切相关。

  不能说,所有的现代社会工程都“失败”了,比如,在现代公民权、特别是社会公民权的观念下建立起来的、国家主导的全国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这是属于我们此处所说的“社会建设”范畴的),在提高公民应对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正如斯科特、鲍曼等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在现代国家之“造园姿态”下实施和展开的、其初衷是要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或项目,其实际后果是不尽人意的、失败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何以如此,斯科特认为,原因在于上述四个因素的结合。实际上,这四个因素既是这些工程之所以得以实施的原因,也是它们之所以失败或带来灾难的原因。而就之所以失败或带来灾难而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理性设计信条。那些工程的设计、推动、实施者相信,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完全可以在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乌托邦式的计划。但实际上,理性的行使离不开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既包括“社会工程”必然在其中展开的各种历史地、自然地形成和延续下来的客观外在因素(如按照建构式理性,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如果要这样来修一条公路,则必须毁坏良田、古迹或自然美景,则又当如何),也包括这些工程所必然影响到的人们的各各不同、彼此殊异的动机和目标。而那些工程的设计、推动、实施者们的“理性”实际上既无力了解掌握所有的外在因素,更无力协调统一人们各各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如果他们不问这些复杂的因素、无视人们各自的动机和追求,一味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而强行推行他们的计划,其结果常常就会背离他们的初衷,脱离他们的掌控,而带来始料未及的灾难性后果;即使其原先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得到实现,它们所带来的以外后果或者副作用也往往令其“成果”失去意义。换言之,即使是“成功”的社会工程,就其对风险的应对而言,也往往是在应付了一种旧的风险的同时,带来可能是更加麻烦的新的风险。这无疑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所必须引以为戒的。

  许多现代社会工程是“失败”的。但须指出的是,从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它们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其理性设计未能得到贯彻实施,而恰恰是其理性设计成功得到贯彻实施的产物。要么是由于建构式理性设计在强行贯彻实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直接背离了设计的初衷,走向了反面;要么是所产生的副作用毁灭了其“成就”。而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这里所出现的那些不美好的甚或灾难性的结果,都是企图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理性设计的现代社会工程自身的产物;而就对风险的应对而言,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普遍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消除风险的努力造就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而这正是贝克、吉登斯等所谓“风险社会”之风险的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特性,也即所谓(人类理性建构、现代科学知识的)“自反性”(reflexivity)。在为其合著的《自反省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的“前言”中,贝克、吉登斯、拉什指出:“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证,即使是短期内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风险’的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⑩

  贝克认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已经导致进入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越来越多地脱离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风险社会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主导着工业社会中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B11一方面,“工业社会、民众的社会秩序、特别是福利国家和保险国家必须能够使人类的生存状况可由工具理性控制并使之可制造、可获取、(单个地、合法地)可解释。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难以预见的一面以及控制的需求的滞后效应反过来又引出了原以为业已克服的不确定的领域、矛盾的领域——总而言之是异化的领域。”B12“不确定性以自律的现代化之胜利的不可控制的(副)作用的形式回归了。”B13事实上,我们完全也可以说,“风险社会”之“风险”,是各种试图控制、克服不确定性的大型现代社会工程的各种意外后果或者说副作用累积所成。

  “风险社会”之风险,是现代化的胜利所带来的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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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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