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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

更新时间:2010-08-29 22:15:09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3、鼓吹法治。陈独秀写道:「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虹,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 然有叙」。(15)而法治的必然归宿是宪政。

  4、反对南北军阀进行的战争,支持和谈载军,力图以思相的灌输和批判,帮助中国人树立科学(理性)的态度,摆脱中国古代文化负面因素的束缚,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提高现代公民素质,为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构筑牢固的基础。所谓「西化」、「反传统」,就是这些努力的不尽准确的表述。

  新文化运动这条「修身治国」之道,与当时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的主张迥然不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的「护法」战争的继续发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对於这两极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批评和否定态度。除了对北方政府不断有所批评外,陈独秀也指出南方的护法者亦有违法,双方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更是不可取的。他说:「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不要拿抽象的护扭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16)至於蔡元培、胡适等人一贯主张调和、妥协,更是象所周知的。直至1922年,他们还再次重申:「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17)这些都是与国民党的「激进」针锋相对的。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有「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年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儿。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实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增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18)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会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19)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 ,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立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於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20)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21)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屿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进「党化司法」。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辞的宣布:「权源要必操之於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22)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的堆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3)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裂评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24)体制,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於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对袁世凯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门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运动起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5)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他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其对《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会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是,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26)方得进行迁举,这也是於法无掳,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础。下视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有全面的了解。

  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的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於新文化运动。

  

    政治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

  

  说明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后,仍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在二十年代,政治激进主义会成为群众性思潮?国民党内有激进的传统,但自发动「二次革命」后,不少国民目之为「过激」和不切实际,支持者不多。在党内,孙中山虽然仍是威望最高的领袖,但水赞成其主张者大有人在。辛亥革命的三次大门争(反袁、护法、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和分裂,国民党已寅变为实力不强,影响不大的政治组织。但是,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党扭转了被动局面,吸引了不少年青人,成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性思潮,并取了基本统一全国的实绩。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和其他影响大小了一的人物也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为什麽会形成这样的历史现象?原因非常复杂,有待反复研究。窃以为以下几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变迁。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精英思考和办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学西方。甲午战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什么和如何学逐渐成了精英们关注的中心。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面料资本主义世界的缺陷。梁启超要与共和「长别」;孙文则权想「三民主主」,冀图「 毕其功於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的幻觉尚未完全消褪,光怪陆离的现实又带来新的困惑和激愤。他们纷纷探求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的新路。直至1919年底,陈独秀执笔写成的《新青年》「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响往「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 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虚无缥渺的天国;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经关系。」(27)

  多年来,中国不少社会精英都把学习西方视为救国的主要途径。但西方列强厮杀的惨剧和战后的破改景象,给这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不少人希望寻找新的文明。「劳工种圣」,以互助取代竞争等观念风行一时;特别是与主流文化迥异的另一西方学记――社会主义,成了广受观迎的新思潮。当时不但陈徇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梁启起为首的研究系也大讲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宣称第二种文明(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全世界将「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建立「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28)此外,还有不少刊物与小围体表现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倾向。

  第二,平等的诉求压倒了自由、民主。

  作为上述趋向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也在悄悄地变化。

  最初揭示的是「科学与人权」。后者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与法治。「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29)「共和国之本质,妈基於小已之言论自由」,「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谬,即人民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历禁。」为此,必须「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30)

  三年多后,在1919年1月发表的《本志(《新青年》)罚案之答辩书》上,陈独秀开始用民主与科学取代人权与科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维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孙教,礼法,贞节,旧偷理,旧政治……」。他说的旧政治,指的是「特权人治」。(31)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民主,内涵比较宽泛,实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思想纲念和特权,均在反对之列。

  这个口号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在同中世纪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军阀、政客门争中,「民主」的号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民主有多种全释,在二十世纪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内涵有广泛的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接受和拒绝了甚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这些领袖思想取向的差异日趋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流派,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大发展的重要领袖。但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已与西方主流文化有颇大的差异。

  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明确表示:「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吧上都要成历史上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地罢。」(32)这个政治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也包含着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解。

  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33)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钱,这个威协没有赫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34)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35)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进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配的功勋。不遇,此类行动是社会予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遇於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只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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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文化》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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