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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田先红:农村基督教信仰发生机制的三层基础分析

更新时间:2010-08-23 13:25:48
作者: 杨华   田先红  

  今天礼拜三,真神来门前,同心接圣灵,耶稣来看病,只讲有真心,看病能挖根,挖了病根,感谢主恩。

  求主病好之后自然就认定主确实比烧香(拜观世音、关公、张良)强,于是去参加教会活动。信主,相信主比其他的神厉害,不仅在治病方面,其他各方面都强,神能够给予自己所需的功能满足。许多人就是在病治好后,依然保持着对主的功能性信奉,期待主能够给予自己更多好处。有不少退出教会的人是因为信主之后不但病没有好,自己求主的很多事情都没能实现而遗憾地退出教会,继续烧香拜佛。[⑥]也有不少人因为其他的宗教门派(如邪教组织“东方闪电”、“三赎基督”)比基督教更为厉害,神通更广大,转而投靠其他的神。[⑦]

  

  (三)为什么多数人选择基督教之后不再退出?

  

  人们最初选择主耶稣作为满足自己各方面需求的神,是基于功能性的信仰基础。但现在的情况是,人们选择了基督教之后,就很少再退出来选择其他的信仰形式,90%以上的人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选择继续留在教会里。而且整个趋势是传统的信仰形式正在弱化,基督教在村庄里迅速传播。[⑧]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都是功能性的信仰,解放前人们为什么不选择或者选择后不长时期留在教会,现在却有大量的人加入基督教、只有少数人选择退出?[⑨]这就涉及到进入教会后,基督教讲道者[⑩]对信徒灌输的内容与教徒的精神需求的契合性。首先是它的一整套“说法”让信徒心安理得地满足既定社会对自己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放下反抗的武器和心理,使躁动的心灵安顿下来,从而屈从和固化当前社会结构。紧接着是基督教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改造,回应价值需求。

  

  三、为什么留在基督教: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基础

  

  访谈的每个基督教徒都宣称自己信教之前“光生气”,生别人的气,亦生自己的气,一生气就容易害病。生活中要受很多的“气”,生丈夫气,生婆婆的气,生儿子、媳妇的气,还有生家族、邻里、亲戚和其他人的气。

  如果把“生气”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经常生气的必定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结构的人,“生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举动皆源自他/她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不满或反抗,是企图改变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角色和地位的结构性紧张,其结果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要使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重新固化,让每个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会给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镇静剂。基督教就是一副镇静剂。

  加入基督教后,除了某些功能性的需求可能得到满足外,基督教对人的改造也同时开始,最直接的是对信徒心态和精神的改变,几乎所有的教徒都宣称她们加入教会后精神变开朗了,心态平和了,学会了忍耐,不再生气了,而心态上的变化又直接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上,如表2所示。

  

  对于“个性、脾气变了,更有忍耐了”(观点1)下直接、肯定判断的有近70%,未做肯定答复的多半是原来的性格就比较温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一些信教时间比较长、信得比较真的妇女则直言不讳地告诉调查者,她们“经常反省自己,哪做得还不好”(观点5),一旦有疏忽的地方就会向上帝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忏悔,祈求主的原谅,这样的比例占54%。观点2、6、7、8、9、10都涉及到信徒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相互之间评价与期待的变化,它们构成信徒对当前农村(村庄)社会结构的看法的变化,以及对自己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变迁。

  下面我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婆媳关系,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在村庄社会中的阶层位置等几个角度,来透视基督教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固化效果,初步回答为什么人们选择基督教之后就“不愿意”再出来了。[11]

  

  (一)八十年代的婆媳矛盾与年轻妇女信教

  

  

  在八十年代信教的8人中,有4人是直接因与婆婆的关系处理不好而信教,另有3人是与此有一定联系,但不是主要原因,而只有1人(代号8)信教与婆婆没有关系,而是受媳妇的气。在9例因与婆婆相处不好而信教的信徒中,仅有2例(代号1、代号10)是发生在1995年之后。从个性方面讲,这批信教牵涉到与婆婆关系不好的信徒中,只有代号2与代号5的脾气是很温和和软弱的,其余皆是个性强的妇女,其中有六位被自己和村里人认为是“很强”的人。

  表3中列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一批信徒,代号2、代号3、代号4、代号6、代号7等5人是1982年信主的,然后是1988年入会的3人,分别是代号5、代号8和代号9。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马庄信主的人就维持在十人上下。在八十年代信教的8人中,只有代号8是因为与大媳妇吵闹而加入教会“避难”的,其余7人信教的原因都涉及到与婆婆的矛盾,即她们当时都是人家的媳妇,30多岁的有3个,40几岁的有4个,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这批媳妇是在看不惯婆婆的做派并对婆婆给予了反抗之后,又无力改变婆媳关系的格局下投靠了主耶稣。

  据调查,在“文革”之前几乎所有媳妇都怕婆婆,媳妇在婆婆面前不敢支声,婆婆指挥媳妇做啥就得做啥,媳妇也不能表现出半点怨言。儿子跟媳妇的关系没有跟父母的关系近。虽然国家从五十年代颁布新婚姻法,当地也有一波离婚潮,但原来的婚配机制没有动摇,婚姻权还是掌握在父母手中。后来国家一系列的政策提高妇女权益,但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婆婆对媳妇的绝对支配力。

  真正的改变是在“文革”以后。从这时期开始,新结婚的一代年轻妇女开始名正言顺的与婆婆顶嘴。对婆婆说三道四、颐指气使,媳妇敢于通过反驳、答话、顶嘴和不作为、沉默来回应。而婆婆的气则更大,对媳妇更加不满,婆媳矛盾日渐白日化。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婆婆与媳妇的吵架、骂街、赌气等在村庄中普遍出现,大队干部介入调解的家庭纠纷亦属该类居多。

  那个时候,杨战斗的老婆(早期信徒代号3)经常与母亲吵架,原因是婆婆嘴巴好说,声音还特别高,而媳妇特别烦这个,看不惯。媳妇比较倔强,很能干,家庭条件不好,因此干活特别卖力。只要老婆与母亲发生争吵,杨战争就动手打老婆,打得很狠,拳头大的棍子打折,最后老婆要与他离婚,还将娘家人请来了。当时他的老婆每星期都要到大队找干部调解。闹得最大的一次是大队支书周廷彦和副支书耿德玉联合出面调解,连续做了三天的工作。

  代号6和代号5都有类似代号3的经历。显然,这个时候媳妇并不占明显的上风,只是较以前有胆量跟婆婆斗气了。婆婆一方则因为平常一向“听话”的媳妇,现如今敢顶自己的嘴,心里自然不好受,但是她依然是处在斗争的上风,她依然是家庭的主宰,媳妇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将婆婆手中的权杖夺走。更重要的是,儿子还没有明显站在媳妇的立场说话,更多的时候是帮衬母亲。母亲有儿子撑腰,底气更足,就能将气撒到媳妇身上,极力打压媳妇的嚣张气焰。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婆婆与媳妇矛盾中,婆婆还占绝对优势,但地位不断地被媳妇吞噬。而媳妇能够跟婆婆斗气,但婆婆交代的事、伺候公婆的工作她还得一件不落地干好。

  下面是现年六十岁的早期教徒代号4这样控诉当年的婆婆:

  我是74年结婚的,那个时候婆婆才四十来岁,小兄弟属狗,才四岁。那时候的婆子都(对媳妇)不行,都厉害的很。我伺候婆子,一天三顿饭要做,吃完了要洗盘刷碗,婆子坐在旁边看着。那个时候,她不下地,还能动,我还要给她洗衣服、端饭,孩子哭,她都不给你引呢,不讲(更不用说)给你洗衣服。我来三十多年了,也没见她干过活。

  那时候光生气,老婆子事多得很,光找我的事,我有时不跟她吵,光不理她,她就吵她儿子。我是大媳妇,大媳妇难当啊,“宁可给王母打鼓,也不给人家当大儿媳妇”,我一来就找我的事。她不对,老婆子的事多,他(老公)也不向着我。又不是不给她吃、喝,弄点好吃的,还要给她端去吃。那时我脾气也孬,也跟她吵,吵完拉倒。老婆子好哭,不定为啥事哭,就找我的事,找他儿子的事。土地下户后的头几年,他(老公)有个姨,是新乡的,外甥过来看大姨妈。老婆子跟她外甥讲大儿子不孝顺,对她不好,这个老表喝了点酒,拿起棍棒就打他。

  那个时候,媳妇好脾气的不吵架,不好的,吵着干着,干着吵着。

  随着妇女自我权力意识的增长,妇女在家庭中越来越希望摆脱婆婆的纠缠和束缚,越来越企图控制和定义自己的行为,而无须他人的说三道四,因此对婆婆的“架子”特别反感,而且逐渐生长自己当家的想法。婆婆在这时期则明显感觉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流失,媳妇越来越不象话,没有自己那辈那么听话、好管。婆婆隐隐地感到了危机到来,因而试图极力维护和维持自己的权力。

  于是在婆媳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时刻都在引发争执和吵闹。在二者的较量中,与婆媳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的站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妻子梦想丈夫与自己“穿一条裤子”,母亲则认为儿子肯定站在自己一边。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儿子还是屈从于母亲,站在母亲的立场说话而冷落了媳妇。这样婆媳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就落在了婆婆这一边,婆婆明显占据着优势,这与媳妇的期待(对丈夫、对自我权力)相距甚远,因此“受气”的往往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结构的新一代妇女,而且许多年轻妇女长时期受气而使身体虚弱有病。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妇女处于权力增长过程中,但预期与实际能得到的程度之间的矛盾,即敢于同婆婆顶嘴与不能实现顶嘴的效果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四种结果。一是重新回复到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去,依然做个逆来顺受的传统妇女,这是当时大部分媳妇的宿命;二是婆媳之间的紧张一直这样相持下去,谁也不让谁,谁也占不到便宜,许多婆媳至今还在“战斗”;三是自杀,当无法缓解张力时,许多媳妇就会选择自杀;四是通过信仰基督教,学会了忍让和不吭,心安理得地接受当前的状态。

  八十年代国家宗教政策放宽之后,基督教就再次进入村庄,这批年轻的妇女首先因功能性需求(如治病)而选择教会。像代号2、代号4等第一批入教的妇女都是三四十的媳妇,她们的入教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婆媳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决定。

  同时,基督教传播的策略和教义契合了当时妇女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教导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他人。教徒自己编的“灵歌”直面生活中的问题,如《莫生气》:

  生气是个病,越气缺重,那是魔鬼来加害,暗地把人坑,他教唆理鬼住你心中,光说人家不对,叫你把气生。

  正是因为生气是这样的,因而遇到什么委屈也不要生气,要将委屈承担下来,否则就会魔鬼缠身,被疾病困扰。所以信教之后媳妇都不再跟婆婆吵,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也不通过对着干来发泄,而是在祷告中向上帝诉说。耿德兰老人这样描述当年的婆媳关系和媳妇信主后的家庭状况:

  那个时候多数吵,婆媳矛盾多,与老公公打架的也有,我们组姓张的,张五成的二媳妇,与公公骂,两个人对着骂,信主后就不骂了。做礼拜的就不吵,多数能够理解别人。做礼拜是教育人的另一种方式,人家骂你不还口,打你不还手,首先理解别人,要忍让,化解矛盾,不吵架、不斗殴。有些人脾气古怪,通过信主,脾气就改过来了。不吵架,不生气。到了教堂,不要骂丈夫、不要骂公婆,家庭就和谐。

  不仅不再生公婆的气,而且还要孝敬公婆,灵歌《六大爱》中有涉及婆媳关系:

  做一个好儿媳,你要爱公婆,对公婆可别说你没有生下我,为了娶你省吃喝,为了娶你跑断了腿,你要是不孝顺,儿女跟你学。

  在婆媳关系中,基督教首先要调整的是媳妇对待婆婆的态度,从媳妇自身入手,近似刻薄地找自己的问题,从自己的改造开始,同时理解他人。这样最终的结果是媳妇放弃了正生长着的对婆婆的反抗,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屈从于婆婆。而当婆婆试图阻拦媳妇信教,媳妇不再是暴力性的对抗,而是在做好媳妇的“本职”工作后,“好言相劝”,讲信主的道理和好处,以求得婆婆动容。

  所以,基督教的教导在于给信徒提供一套“说法”,让其安然地接受当前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和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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